在人类文明史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欧亚大陆文明发展进程似乎是同步的。
但我觉得，有一件随后发生的事情更为重要，却常为学术界所忽视。这就是各地域文明的学术下沉事件。
在东方，春秋战国时期儒墨皆是显学，其次为杨庄及其他诸子百家。
但奇怪的是，华夏文明中的墨家却随着秦亡，戛然而止！
这其间发生了什么呢？
从史书记载，儒家刻骨铭心的仇恨是焚书坑儒。而这种仇恨在后人考证来看，却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烈。
相反，像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修秦始皇陵坑杀工匠的记录却指向了另一群人－墨家领袖。
墨子出身低贱，追随者多是手工业者，其行会管理层自然汇集了各业名匠，身份上是说的通的。
从理论上看，墨家兼爱和非攻的概念今天看起来非常容易理解，也符合当时底层民众的理想。但肯定为当时的贵族们所不容，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缺少科技和商业力量的支持。因而墨家和当时所谓的墨教，在统治者看来就是一个影响万世帝国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而且认为这帮人非常地幼稚。
《墨经下》一般认为是墨翟之后的墨者所写，其中有一句“无不让也”，仅从字面上理解，颇有佛经中割肉饲虎的深意。但它完整的意思是“无不让也，不可，说在始”。意思是说：不是什么都可以退让或出让或谴责的，有一种东西是不可以退让或出让和谴责的，那就是人们最初始的权利。比如说“酒，出让的是酒，但是不能出让的是‘是否让酒的权利’”。怎么样，听起来这才符合世俗的口味吧？
整个墨经和墨家的许多概念都是这样，它们初听之时会令人感到一种很纯粹的理想主义，而最终其内部又通过巧妙的解释来与世俗相结合，就像是一件精心设计并制造的工艺品。
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其他诸子百家并没有“无不让也”这种说法，它就算是靶子，对像肯定是墨家内部派别和理念。因此在墨家内部，肯定存在一个执着于美好理想的核心。
墨家领导层应该有不少这样的工匠和艺人：他们技艺独特，即使是权贵也不能强迫，因而就没有衣食匮乏的生存压力。这就有点像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这群工商业精英的内心总是带着浪漫而单纯的理想。
再看看儒家。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群体，他们掌握着殷周贵族遗留的知识和礼仪，对氏族宗亲这一套很熟悉。
孔子的有教无类，代表着殷商文明氏族贵族体系所积累的学术成果开始下沉。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儒家当然是复古派，家天下的推演缺少平等观念和契约精神。
但它在人数很少的家族及家庭内的管理却是高效、温馨的。你总不能指望每家来制订一个铜表法吧？
华夏文明持久的生命力除了汉字外，基于社会细胞的家族传统，也造就了这种顽强，尽管它并不高级。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在基层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子思和孟子又解决了孔儒诞生以来系统性较差的问题。它再次成为官方学术，对手主要就是墨、法、道这三家。
法家后来其实一直就在中华农耕文化的管理底层，秦二世而亡证明了法不能在统治者之间长期应用。汉初就有所谓“道里表法”之说，它又是怎么变成“儒里表法”的呢？
董仲舒并不像一个纯粹的大儒，更像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杂家。他在政治上非常有远见，这种洞察力令人生疑。比如说，他一见年轻的汉武大帝，就端出了天人合一、三纲五常以及五行轮替这些当时看来既有深度又有高度、政治正确的全新概念。
说他没有预谋，谁会相信？
这背后，应该隐藏了一件很大的历史事件：儒墨合流。
可以推断，在大一统的丰功伟绩召唤下，带有纯良内核思想的墨教领袖们（苏享茂？）与秦统治者开展了合作，否则像秦始皇陵那样的宏伟精妙的建筑设计，贵族或最底层的人们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即使像忽必烈这样的雄主，也对能工巧匠们尽力网罗，因而秦统治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人的价值。仅仅为了保密而杀人灭口是说不通的，凭帝国的实力两全齐美的方案很容易实现。
因此坑杀工匠只能是有预谋的政治行为，带有超前理想的墨家领袖们从此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
秦统治者是下得去手的。
根据历史学家李开元的分析，赢政为了对付楚怀王，很有可能利用扑灭嫪毐的时机杀害了自己的楚国王妃，也就是扶苏的妈妈，从而使历史上的很多疑点得以顺利解释。胡亥统治集团就更不用说了，对贵族宗亲都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
除了墨教，像大名鼎鼎的鲁班传人，甚至其他小派别的精英，都有可能被秦统治者一锅端了。
剩下的教众，绝大多数则会融入儒家或隐姓埋名，从而使墨家一派从此销声匿迹。儒家则从这惨烈杀戮后的哭诉中汲取教训，准备了君权神授的全套理论以待汉皇。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农耕文明不仅把工商排末，而且极尽轻蔑与打压之能。
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群，由于缺少工商业文明维度，也逐渐陷入一种皇朝兴灭、周期循环的怪圈，最后就像草食性动物一样，数次沦为北方游牧民族的猎物。
善良的殉道者，只能是无止境悲惨的结局吗？
其实远在欧亚大陆的西方，基督教的崛起也是受尽了迫害，但它最终还是成功了。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一神信仰、夫妻平等的原则，最值得推崇的是它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原罪的思想。这就使得除上帝之外的所有人，包括帝王都是有罪的。如果从现代哲学上去理解，人类天生的主观局限性就是原罪，而且谁也摆脱不了。对应原罪的概念，又出现了末日审判和耶稣赎罪的概念，它们为底层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仪式感和希望。
古巴比伦文明所影响的新月沃土孕育了犹太教，犹太教的圣经就是基督教的旧约。耶稣在成长过程中也是汲取了众多先贤长老的知识，因此基督教也是城邦贵族文明成果学术下移带来的。
无论是儒墨合流还是基督教崛起，它们都是文明成果学术下移后，反向改造统治阶层意志的必然趋势。
但基督教在状大时正好赶上罗马帝国礼乐崩坏、趋于分裂的四帝共治时期，因此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基督教随后也分裂了，与儒墨合流的大一统趋势正好相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只是世俗族群意识的内核。
从此，西方文明中就没有那种对工商业进行严重摧残的统治力量。
回首千年，那些曾经被中华传统文化定性为奇技淫巧的工商业文明，如今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基石。
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是非成败，我们还能那么肯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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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知阳
厚生堂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