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昨晚翻《资治》，瞥见一段，如下：

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唐太宗）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观时下，不禁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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