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他从监狱里走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是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

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进湖北，抵黄州。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为什么？

他来到黄州之前真限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作上纲上线的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得不相信――他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他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时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

围攻者中有真小人：

忘恩负义的舒亶，

母丧之后不服孝的李定，

跋扈和虚伪的王圭，

芝麻绿豆小官的李宣之，

更有他曾经的至交好友沈括，只因皇帝在沈括面前夸过东坡。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于是一群凑热闹的人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舆论。1079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州衙来逮捕苏东坡。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山路了。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几度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究竟是什么罪？审！怎么审？打！

通宵侮辱已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中国几千年里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

日复一日，通宵达旦地连续逼供，使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他曾经托人带了两首诗给弟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

因为曹太后的惜才，因为苏轼曾经的政敌王安石、章淳、王安礼的搭救，最终，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离京，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由死而生，黄州对苏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自古以来，落井下石者多，雪中送炭者少。

出事前，苏东坡是个大名人，日复一日的与朋友应酬唱和。而现在，事情大体已过去，即使那些朋友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却扔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他在黄州的生活状态，从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这些朋友可能不是坏人，但真是这些不是坏人的人，也许更让他失落悲切，世态炎凉，在眼前上演。他在家人到来之前，只能在寂寞中惶恐，他仍觉得在远处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他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去溜达，陷入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

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

他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只是怕麻烦，怕连累家人朋友。在他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他给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他渐渐回归清纯和空灵。佛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他说：“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书笔记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