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一开始，很热切地借了这本书，抱了一种功利的想法——期望它能给我切实的指导和全面的理论——好像得了一套盔甲一样的，能够用来武装自己的语文教学认识。当然很遗憾，初读很失望，书里是一篇一篇的单篇文章，每篇当然都有见解和作者的热切的期望和诚恳的建议（尤其是第一辑），可惜对我就显得散乱，很是打击了我“求门路”的心。于是就粗粗一读，随即放下。还不免慨叹，叶先生的书不适合我读。

这两天又读了钱梦龙先生的《钱梦龙与导读艺术》一书，感觉受益很多，但也有点囫囵吞枣的意思，其实其中的微妙关节我是没有实践 ，不经辩难的，并不能多深入地体会其中的高处。但回过头来，再读叶圣陶先生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忽然有了点豁然开朗之感——两位先生对于语文教学的认识，课文和课外阅读的认识，课堂教学的流弊和建议都有诸多合拍之处，虽然两人所处时代，年龄差距甚大，但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正如人所说——“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世说新语 政事》）

其实我还是只读了第一辑，还是速读。又可能以后还会借出这本书再研读，但就我目前的认识水平看，到此为止了，暂且记录下我的阅读收获。

首先，叶圣陶先生是基础语文教学的先驱和大家，救我目前的认识来看，现在的语文名师，他们的语文教学思想，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祖述到叶圣陶先生这里来，当然，我上面的一番话还是有效的，不一定一定要从叶圣陶这里发源，但殊途同归，因为方向正确，所以持有的观念，走的路总是一致的。但叶圣陶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左右就对语文教学有了如此本质和清晰的认识，对于语文教育流弊有了如此深刻的批评，不能不说是我们现代基础语文教学的先驱一样的存在了。

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叶圣陶先生是持工具论的观点的，这种工具论，是指向现实生活的，是指向实际人生的需要的。追求的是学生学习了语文，能获得一种独立阅读的能力与兴趣，能有适用于其后一生的阅读能力；能学到写作的方法，得着实际切用的写作的训练，能够写作普通的社会需要的文章，比如书信报告之类，也能用笔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从这个角度说，语文是工具，是生活的工具。每种理论的提出与倡导，都有着时代的背景，也大都有自己内定的反对的对象。叶圣陶先生的“工具论”也有它反对的对象。他主要是针对当时读古书的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不问现实，一味读书）、利禄主义（读书求功名）、应对考试等等，所以，叶圣陶先生的工具论是有指向的，且他强调的也是指向性。我觉得这一点的提倡很好。尤其是结合他的教学法来谈，提工具论也很切当。

再说语文教学法，还是先说流弊。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讲读法的流弊，说实在的，现在还很多，他在解放前就指出了，但很遗憾，我所接受的还是这种讲读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吕叔湘先生在《序》里说：“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确实如此，所以叶圣陶先生的书，至今读起来，感觉还很鲜活，他的批评，还很切实用。

针对这种讲读法的流弊，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就是语文的本质是什么？语文学科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教学法才有正确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语文的“工具性”，是让学生学会阅读与写作，所以，叶圣陶先生反对讲读式教学。很简单，这种教学是不利于学生独立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培养的。学生唯有动“天君”，唯有自己动手动心，才能真正有所学，而不只是靠听一听、记一记就好了。那怎么才能在教学中让学生动手动心，学会学习呢？在这里，叶圣陶老师和钱梦龙老师的方法非常相像——都是采取让学生先自读，然后老师组织讨论（钱梦龙老师称之为“教读”），通过师生、生生相互辩难，来加深认识，提高语文读写能力。自读也不是放任自流的自读，也是有教师的引导与方法的，这一点又和钱梦龙老师的方法相仿（所以，我读这本书，实际是把钱梦龙老师的书当成了导读）。可见，真正正确的思想，道路，都是一致的。也可以说“德不孤，必有邻”。（也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错误的思想和方法竟然也能上百年而如出一辙，死不悔改，可见错误的方法也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该怎么从根本上纠正，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再一个，是关于精读（课文）和略读（课外）的问题，这一点，名师又都是一致的见解。就是精读要做到精，让学生每课有收获，能学到方法。略读要放得开，老师要有引领，比如叶圣陶先生说，老师不止要开列书目，还要在课上做略读组织与指导，开读书讨论会等；钱梦龙先生向学生推荐自己读书的经验心得，李镇西老师直接给学生读书，师生互相荐书。可见，精读略读相结合是一个很好的、也必须走的学习语文的法子。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对叶圣陶老师的思想认识真的很浅薄，能被我转化的，只有皮毛，并且在我的转述与回忆中，失真的、不透彻的想法也夹杂其中，现在我觉得，我一翻叶老师的书，就会忍不住改动我的文字了，但一改动，又有点“食古不化”的感觉，所以暂时维持原样吧。等待着我再读叶圣陶先生的著作，再有所感的时候，继续我的思想前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