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全国信息委员会大力宣扬战争，并建立全国情报网进行新闻检查，对媒体进行严重的干涉与压制。种种举措让李普曼意识到——舆论宣传是可以被左右、甚至制造出来的，因而他放弃了一战前持有的“新闻可以极大增进美国民主”的信仰，对舆论本身产生了质疑。
在本书中，李普曼将公众从舆论环境中抽离出来，在民主和政治生活中看待公众状态，驳斥了传统民主理论中公众共同体发挥强大作用的观点，呼吁重新认识公众。作者表达了以下三个看法：
一、神圣而无上的公众只是一个幻影
以杜威为代表的传统民主理论中的公众是神话般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他们拥有超越个体意愿的统一意志，能够应对各种问题，是无私与普世的代名词，法律和道德的楷模… 李普曼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塑造出了完全不同的、令人失望的，但却更接近事实的公众形象。他认为传统民主理论过于理想化层面，对塑造理性公众给予太多期望。但李普曼并不认为公众在政治事务中无所作为。
二、民主程序与制度设计中的弊端
李普曼认为选举埋没了民主的本质。 如其所述：“民主权利起源的正义不代表民主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正义，通过选举表达公众意愿的理想也只是一种幻想”选举只是一场政治事务管理中出现新面孔、或政治倾向略有差异的游戏。如何摆脱根植于民主本质中的弊端？李普曼指出，对通过公众给予过多期望是不合适的，精英政治是出路之一。
三、“大众暴虐”无法引领社会走向民主
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盛行“多数人的意志是上帝的声音”这一说法。 李普曼则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多数原则并没有体现道德优势，只能证明多数人的权力必须得到体现。让无知懵懂的公众通过选举体现多数原则内在的道德与智慧这一做法——荒谬且存在更大的风险。
民主政治势在必行，可如何摆脱根植于民主政治本质中的弊端，探索民主优化的新路，李普曼提出了以下三条出路
一、公众：危机中的干预者
李普曼不认可传统民主理论中完美的公众形象，但并没有全盘否定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公众作为一种储备力量，其特殊作用是在事件进入危机状态的时候干预进来，并非处理问题，而是团结起来制衡强权专断力量。如其所述：“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而只是旁观者的声音”
二、主张精英政治
李普曼认为：公众无法挑起理政的重担，只能把事务代理权委托给具有专业素养的公众中的杰出人士。他将参与政治的人分为代理者和旁观者。代理者即掌握足够知识信息，并可以据此对公共事务进行判断和处理的人；旁观者则是那些曾被定义为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公民，但李普曼认为他们对公共事务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行动能力。
三、提出多元主义的社会本质
李普曼认为：我们必须在多元主义中寻求一种妥协方式，肉眼可见的和谐都是以牺牲和妥协为代价的。他指出，在社会规则制定过程中，具体规则的产生是相关利益群体尽己所能、相互竞逐的结果，最后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实际上公众没有太多深挖的必要。因此，规则对于公众而言也只是一种习惯，是格言警句般的存在。公众只需要判断在公开辩论中是否有利己者存在以及对开展社会对规则是否遵从的一致性检验，其它更具体的批评和建议显得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