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格列佛游记》的写作背景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变革。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议会分裂成了保皇和倒皇的两派势力，渐渐演变为后来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同时，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已经在欧洲奠定了“智识至上”的基础，人们争相称颂科学和理性，甚至一味地尊崇理智哲思。作为一名出生在爱尔兰的英国人，斯威夫特目睹了这一切，还亲历了英国对爱尔兰的高压殖民统治，他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宣传战中一跃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论作家，又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郁郁失势，而《格列佛游记》最终成为他半生阅历的凝结。

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18世纪的英国文坛涌现了大量游记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的旅行者到访异乡，面临不同的险境，运用自身的知识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对外界的审视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国家。当然，这类写作也免不了各种夸张和胡编乱造。凡此种种，都为斯威夫特的讽刺之笔找到了完美的载体。

二、从“讽刺小说”到“儿童文学”的误读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酣畅淋漓的讽刺文学作品，由于其中的政治指涉过于明显，并且包含了不少对女性身体和生理欲望的直白描写，因而被冠上了“少儿不宜”和“厌女症”的标签，导致小说在流传过程中不断遭到审查和删改。小说的前两章结构工整，对照鲜明，因其生动的冒险故事和丰富的想象力一向深受儿童读者的喜爱，此外，在小说改编的多部影视作品里，格列佛的游历也只限于这两个国家，导致人们对《格列佛游记》的了解渐渐演变为一部单纯的儿童文学。

三、“格列佛”不等于“斯威夫特”

小说以两封信开头，假借格列佛与堂兄、出版者辛普森的信件往来，玩了一出欲盖弥彰的叙事游戏。在小说这种文体的早期发展阶段，虚构与非虚构的界线还比较模糊，小说常常会在开头给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创造一个貌似真实的依托，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声称“某某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给我一份手稿，于是我将其一番处置后公之于众”。《格列佛游记》也属于这一类，所以我们完全不必细究斯威夫特究竟有没有亲戚是出版商，也不要以为主人公格列佛就是斯威夫特本人。实际上，格列佛这个名字的原文 Gulliver，是从英文词 gullibility 演化而来，而后者的意思就是容易受骗，这是作者在提示你，这个故事和其他小说一样，都是假作真时真亦假。

四、小说出版后的境遇

出版两个月后，这本书已经加印到了两万册，在伦敦乃至整个英国都掀起了一阵格列佛热潮，也引发了大量的争议。1695年，英国议会宣布废止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报刊审查制度，印刷业爆炸式的发展推动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兴起，因此，18世纪20年代的英国作家要面对的是历史上最激烈、最及时也最多面的批评。除了纯粹的文学批评以外，还有不少攻击是冲着斯威夫特本人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格列佛难以回归人类社会的行为，都被当成斯威夫特反人类倾向和精神异常的佐证。不少批评家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格列佛只是斯威夫特的发声者，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不能与斯威夫特本人画上等号。

五、全书四段冒险的内在联系

表面来看，这四个章节各自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整体上，我们看到的是格列佛的人类尊严和傲慢被逐渐贬低直到消亡的过程。在小人国和大人国时，格列佛虽然被当地人看作违反自然规律的存在，可他始终坚持维护自己和英国的尊严，可是，在飞岛见证了永生的神话破灭后，再度被看成非理性的格列佛放弃了对人性的维护，转而承认自己和人类这个种族都是荒谬可笑的野蛮动物，小说的讽刺对象也从前两章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变成了更加抽象的观念。此外，随着格列佛对人类方方面面理想的幻灭，他作为叙事者的视角也渐渐从故事里抽离了出来，从前两章中的“被看者”变成了游离在外的“旁观者”。与普通游记小说不同，格列佛并非一个进步的主人公，他只是在一再重复之前的错误，也就印证了斯威夫特对人类弱点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本质就是有瑕疵的，偏偏他们又拒绝从过往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也就无法从失败的经验里成长起来。

六、文学意义与深刻内涵

《格列佛游记》是一则披着游记外衣的政治讽刺寓言，其中蕴藏了很多当时尚未出现的小说类型，比如奇幻文学、反乌托邦小说和黑色幽默文学的影子，而它的本质是对日常和真实的质疑和变形，它也是第一部以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疏离为主题的小说，重复的、非线性的叙事发展正对应了现实中传统阶级制度和议会秩序的分裂，以及严谨、有序的政治体系和不容置疑的权威中心的崩塌。斯威夫特的写作继承并进一步开拓了始于乔叟的讽刺传统，许多后来不同时期的英国作家，如菲尔丁、萧伯纳、奥威尔、伊夫林·沃等都受到了他的风格的影响。《格列佛游记》不仅在英国文学史上起到了枢纽般的重要作用，它还是一部在某些层面超越了文学范畴的伟大作品，对人性和人类理想国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