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其实，“竹林七贤”砖画，不仅只是“竹林七贤”，画上还有一位人物，即荣启期，故“竹林七贤”砖画，完整的表述应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荣启期，何方“神圣”？为何也出现在竹林七贤的砖画里呢？
荣启期（公元前571—前474年），字昌伯，春秋时期郕国（今河南范县、山东宁阳县东北一带）人，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思想上颇有见地，但政治上并不得志，特别在老年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此处鹿裘带索，可用衣不蔽体加以形容），并以此自得其乐。
《列子·天瑞》记载，孔子游泰山时，路遇鹿裘带索、鼓琴而歌的荣启期，两人曾有一番交谈。
孔子问：“先生所以乐，何也？”
荣启期答：“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己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即为人，又为男子，又行年九十，三乐也，这也成为“知足常乐”的典故。后来，荣启期至九十八高寿而终。
荣启期与竹林七贤既非处于同一个时代，却出现在同一幅砖画上，此中实寄托了当时士人大夫的美好理想。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考虑到绘画构图上的对称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这是一般的理解。我以为构图需要尚在其次，最主要的因素，应是荣启期的高士风格，可能甚为当时文人雅士所推崇吧。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于1960年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砖画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现陈列在南京博物院里的砖画，已经能工巧匠之手连成了一个整体，一眼望去更见砖画的高远立意和线条张力。
砖画上八人皆席地而坐，宽衣博带，孤傲高雅，但都具足个性：嵇康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善诗文，精音律，以《广陵散》名世，画面上他目送秋鸿，手弹五弦，想必其心已与孤骛齐飞；阮籍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少有济世之志，曾观楚汉古战场而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感慨，又“嗜酒能啸”，画面上，他身边置一鸟状酒器，仰天吹指作长啸状，神若欲冲天而起；山涛，三国曹魏及西晋时期政治家，乃七贤中的老大，善饮但不失态，一手挽袖一手执杯，神态从容优雅，足见名士风范；王戎以识鉴著称，富且鄙吝，画面上，他跷着脚，斜身靠几，一手摆弄着如意，正是庾信《对酒歌》中“王戎舞如意”的写照；向秀文儒，解读老庄曲尽其妙，画面上他一肩裸露，倚树闭目沉思，似已进入庄子的梦蝶世界；刘伶嗜酒，酒风豪迈，时称其为“醉侯”，画面上的他凝视手中酒杯，另一只手蘸酒品尝，贪杯之态栩栩如生；阮咸，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阮咸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画面中他抱一四弦乐器随性弹奏，该乐器便是因他而命名的“阮”;荣启期则面对垂柳，鼓琴高歌，正是陶渊明诗中吟咏的“荣叟老带索，欣然之弹琴”的形象。
砖画上八位人物造型清瘦飘逸，脸庞俊秀，传递出一种苍白甚至有点病态的美感，加之砖画线条圆润流畅，更显人物形象之简约玄澹，而这种风格也正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时长只有369年，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西晋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所包括的朝代或国家，多达几十个。其中六朝皆建都于建康（孙武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故南京又称六朝古都。长期的分封制和战争灾祸，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主指儒学）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但同时，魏晋南北朝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时期，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成就突出、思想界异常活跃。随着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价值取向也从儒学之修齐治平转向追求独立和自由，魏晋玄学和名士之风便因此兴起。士人喜清谈鄙实务，乐山水赏会，爱饮酒服散，流行女性化的审美观。
思想上崇尚自由，政治时局却异常严酷，这一对极端的矛盾造成了士大夫阶层精神世界的撕裂，阮籍、山涛等七人不拘礼法、寄情山水，且时人誉为“七贤”，亦可理解。
同时，细细察看，我们还可以发现砖画上植物众多，计有银杏、槐树、松树、柳树等10棵树，却没有一竿竹子。为什么“竹林七贤”砖画没有竹林呢？此砖画又似乎印证了陈寅恪的论断，即“先有七贤、后见竹林”之说。
因此，无论从思想艺术上，还是历史文化角度，砖画研究价值均极高，南院的镇院之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确当之无愧。
（四、砖画里的古琴，敬请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