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读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副教授所著之《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一书。书中仇先生以墓志、碑文等细微之处入手，见微知著，对中晚唐的许多政治现象进行了剖析，很多观点都能跳脱于传统的史观，给读者以更多启发。其中一节《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伷在安史之乱中的沉浮》，分析了安史之乱中唐朝廷对投降官员的处置问题，我读的时候有一种打开新窗户的豁然开朗之感，便以此篇的读后感与大家分享。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的反叛给了沉醉在天宝盛世纸醉金迷中的唐王朝一记突然重击，局势糜烂之快远超大众想象。后世对于彼时唐朝大臣的记忆，更多的是在叛军面前坚贞不屈的张巡、颜杲卿等英烈，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但仇鹿鸣在文中指出，张、颜这种英烈在当时其实是少数，更多的官员是选择了“在乱中与世浮沉，自保家门”，降敌者众多。按现代人的通常想法，这类贰臣必然将面临朝廷的严厉惩处，以明国家纲纪。仇鹿鸣的研究却得出，唐朝廷对贰臣的态度，经历了从开始的严厉惩处，到之后的宽大为怀的过程。以其在书中举的一位名叫王伷的官员为例，此人先是投降安禄山出任伪职，唐军收复关中后又反正，然后受命在河北宣抚时，所在地恰好被叛军攻陷，再度投入叛军，后来又继续在安庆绪、史思明属下从事伪职，直至安史之乱快平定前又再度反正。以现今评判标准堪称“首鼠两端”的这样一个人，安史之乱结束后依然被唐朝廷重用。更有甚者，有降敌劣迹的一名叫赵骅的官员，后来因为唐德宗时的事迹，被《旧唐书》列入了《忠义传》中；同样情况的另一名叫萧华的官员，也在身后获得了“图形凌烟阁”的荣誉。这是什么原因呢？

书中介绍，其实一开始唐肃宗对于贰臣是要严厉惩处的。主张严惩派的崔器等官员，宣称“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并制定了细密的甄别程序，对部分职位较高的投敌官员，如曾任唐朝河南尹、之后在安禄山伪朝中任宰相的达奚珣，还使用了超乎唐律标准的腰斩刑罚；唐肃宗义愤填膺的在一份文书中表示，“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自逆胡作乱，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愤，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犹不背国恩。受任于枭獍之间，咨谋于豺虺之辈，静言此情，何可放宥。”

谁知，这类严厉惩处措施出台后招致了官员阶级强烈的反弹。为何？安史之乱中从事伪职的官员实在太多，“属逆贼安禄山屠陷洛阳,窃据宫阙,天降鞠凶,人罔不从”，造成了官员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叛军还未彻底平定的情况下，严厉的措施断了还在叛军的官员“自新之路”，会起到坚定他们顽抗意志的反作用。不久，唐军在相州被安庆绪叛军大败，形势再度急转直下，唐肃宗便彻底倒向怀柔政策了。之后的唐代宗，承继了其父的态度，在彻底平定叛乱后，对于伪官“不但不予处分，还要量才擢用”，如《新唐书》中所言，“代宗性仁恕，……及河、洛平，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

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得出，对贰臣宽大处理的原因，是唐朝廷实力已今非昔比，为了平息叛乱，只能妥协使用绥靖政策。这也是一般历史爱好者也能分析出的结论。但作者并不是简单的止步于此，而是对当时的社会舆论进行了分析，这也是我认为作者水平高超之处：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作者指出，社会舆论对贰臣的态度是暧昧的，正如上文提到的，对唐肃宗的严刑峻法认为是苛酷滥法，而主张严惩贰臣的崔器等官员被视为酷吏，甚至有崔器定罪处死达奚珣后，得了重病，睁开眼睛就梦见达奚珣申冤以致一病不起的故事流传；而在贰臣的正史传记和墓志中，对于任伪职的情况要么简略处理，要么塑造他们身在敌营依然心怀唐室的形象，为其进行美化；即使在朝廷之外，许多士大夫们对贰臣也不以为忤，私人之间仍保持了友谊，唱和应酬的诗文中极力为贰臣辩诬，认为他们从事伪职是迫不得已，不应过多非难。

这种“同情之理解”倾向的深层原因何在？作者指出，与后世臣子对皇帝的忠诚是一项无限责任不同，唐朝君臣关系仍带有一定的契约性，君主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在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就在没有告知臣民的情况下，抢先从首都跑路，因此当时的士大夫也多认为，是唐玄宗违约在先，这种情况下臣下也可以自寻出路，正所谓“师败将奔，去之可也”“危而去之，是智免也”。而从宋朝开始，忠诚和气节观念逐步强化，演化成了对君主的无限义务，在国难当头时，道德观念便要求臣子以身殉国。这背后，其实也是皇权越来越膨胀的过程。

读到此处，真不禁为作者的分析击节赞叹。仇鹿鸣先生作为80后，便已在学术上有此成果，实在佩服之至。在文章最后，向历史爱好者们推荐他的两本书，一本是本文的《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另一本是对魏晋换代之际司马氏政治集团进行分析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喜欢三国历史的朋友更是不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