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st Generation ————题记

开会

我，女，25岁。现就职于一家大型国企的县城分公司里。

今天下午刚将一叠流程走完。正想松一口气，却马上接到了领导的电话——让我在半小时内完成一份材料报告，再带着报告去代表科室参会。我唯唯诺诺地应着，挂了电话马上火烧屁股地找别人要资料。在会议通知上明确的开会时点到来之时，写完了这份报告的最后一个字，然后冲向10楼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的人，形形色色，各个级别的都有。有的则是开会时点到了临时被拖来的，所以所有的问题被问到时只用两句话抵挡：“没意见”和“这件事我回去问问”

——我不禁开始后悔起来，早知道我也只要这样回应就好了。

轮到我发言，我打开桌面上话筒的开关，用略带颤抖的语音念着稿子。因为没有时间检查，有几句话明显是复制粘贴后的病句，但我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念下去了。

会议室中其他人的低语交流声飘入我耳，或许他们根本没在听我到底说了什么。

终于念完了，我加了一句“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汇报到这里。”否则，其他人大概不知道我的朗诵已经结束了。主持会议的处长用平稳单调的声音说道：“下一个，XX科室。”

那个科室来的也是一位年轻人，貌似也是被抓壮丁抓来的。他吐字不清，语音有着奇怪的节奏感。我很认真地去听，但终于还是放弃。

周围其他的人依然窃窃私语。

我右手边的正在说他们主任还没回来，我左手边的则在探讨着中午食堂饭菜的质量。

我看着手边刚才念的材料，每一个字似乎都开始扭曲，成了火星文。所以，会前半小时，我到底干了些什么？

手腕上的钟表指针走字，步履不停。

我的心跳依然鲜活。

但我的生命，我的时间，就被那么堂而皇之地浪费了。

切橡皮的小孩

我从小学起，就像大多数女生一样，很乖。

但初一的时候，和我玩的不错的女生中有一位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女生”。但所幸我的成绩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所以父母最终还是默许了这种友谊。

初三上的一次英语课后，我起来活动筋骨。走到了她边上的座位坐下——那时她已经被安排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在那里，阿玲默默地用尺子切着橡皮。原本长方体状的橡皮被切成若干小丁。桌面上留下了不少的橡皮碎屑。她用尺子拢在一起，推到桌角。

我看到了她桌上的英语试卷。刚才老师详细解析了完形天空，可她只是在试卷的空白处随意而潦草地记了几个字，而且在我看来都没有记到点子上。

“阿铃，陈老师刚才讲得挺好的。你怎么都没有听呢？”我用自以为缓和、其实充满了好学生优越感的语气和她说。

此时她像是才感知到了我的存在，停下动作侧头来看我：“你觉得讲得好？可是我听不懂。所以听了一会儿，就放弃了。”她对我说。

她的眼神中有很多委屈，那一刻的她像个小孩。对她而言，学习是她所厌恶的，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这件事让她心烦意乱，所以选择了用切橡皮这种游戏，来kill the time（杀死时间）。

这个眼神，我记了很多年。

办公室里的孤岛

入职一年时，单位召开了考察会议。

当晚，同届入职的芸和我一起回到住处。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聊，但最后，却以抱头痛哭告终。

芸的家庭条件不错，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堪称书香门第。本科期间，因为酷爱德语，她想尽办法在课余时间里自学并考出了德语较高等级的考试。毕业时，她在留学和工作之间犹豫不决，父母则希望她先去参加一下单位的招聘考试。由于天资聪颖，她一考即中。

没想到， 所有的绝望，就此开始。

同办公室大妈对她的婚恋情况肆无忌惮地探寻和讨论；国企中由于不同身份而导致的同僚间的含沙射影，工作的繁琐和乏然无味……都成了她想远远逃离的理由。但她父母给出的答案是；不可能。

芸每当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就会和父母提“辞职”这件事。她几度声泪俱下地说，她不喜欢这份工作，她想用现有的德语成绩谋求出国。但每一次父母都明确告诉她，不能辞职。如果她坚持，那留学的费用，他们不会提供一分钱。但在她哭诉之后他们也会同样声泪俱下地和她分析利弊，告诉她一旦辞职了，那等留学归来后，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份在他们看来适合女生、稳定又相对轻松的工作了。芸的未来注定会是一片黯淡。

双方都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每每，落下一个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结局。只好收起棋局，等着芸的下一次低潮来临，相约再战。

日久天长，如此往复，芸的斗志被消磨了大半。她会把领导交代的任务完成，但绝对不会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去探索工作上的其他领域；在空闲一点的时间里，在操作手册里夹上一本书，在众声喧哗里阅读。

我不知道这样看书的效率如何，我只是懂得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惶然：明明知道自己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但要么选择变得和她们一样，讲八卦、谈笑风生，要么，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座孤岛，无人应援，与周遭彻底格格不入。

好几次，科室里的活动、调休，事后领导问她为什么不参加，她都是一脸茫然；但一旦有考试、写材料、报数据之类的事，通知就会长了眼一样飞到她的桌面上。

还有一次，她和我形容过看一份文件时的感受：“每一个汉字我都认得，但连在一块儿，就是不知道这里面在说些什么。”她边说边笑，但眼底的落寞似曾相识，像是我初中时见到的那个切橡皮的阿玲。案牍劳形，但忙过一场后除却对工作的厌恶之外什么都不记得。我们也只是杀死时间而已，和切橡皮的区别就在于有了一点出卖时间后的可怜收入，而我们身边的旁观者，则只看见了我们身处的镀金的囚笼。

尾声

后来的会议，我一直保持着魂飞天外的状态。

直到有人在我身边喊了我一声：“小和，走吧，会议结束了。”我才回过神来。喊我的人是芸。

我很是讶异：“芸，你怎么在这儿？”

“理由和你一样。”她说耸耸肩。随后又说：“但正巧，有一个好消息要和你分享一下。”

她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神情略有雀跃，竟是看不出开会过后的疲惫：“前段时间我累得病倒了。父母看我实在做着不开心的工作，他们终于同意我出国了。虽然只提供学费，但我觉得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恭喜你，终于抗战成功。”我看着她，由衷地为她高兴：“那你马上可以办好手续去德国了吧？”

“没有，”她有些感慨说：“我以前考过的德语证书已经过期了。也就是说，我需要再花时间，将这些慢慢捡起来。”

“德语是你喜欢的，你一定能全力以赴，乐在其中的。”

“我想也是。我的辞职报告已经写好。没有意外的话，一到两个月之后，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她环顾一圈四周，然后又看着我：“你呢，你父母有开始松动的迹象吗？”

“没有。”我看着手腕上依然走字的表，苦笑道：“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