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的政治生涯和荆公的交织在一起，两个人的观点和思想不断碰撞出火花，左右着历史的车轮。

不可否认，苏东坡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大文豪，天性浪漫温柔，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和算计，他既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事的作品都是感情自然的流露。他的作品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苏东坡的个人魅力，就如女人的风情，花朵的芬芳，容易感受，却唯难道出期中的成分。快乐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力量。在人生不尽人意的岁月里，东坡先生总能抖落身上的痛苦，潇然行于世间。

但讲到荆公，我就不得不为他鸣不平了。林语堂将他贬得过分，真是褒东坡似神，贬荆公似魔。很多观点的主观意识过于强烈，有失偏颇。林语堂先生自己曾说，要批评一个人的话，首先要了解他的优点，但我觉得他并没有做到。

如果王安石真的像书里写的一样道德败坏，压榨人民，即使他的文学功底再好，又如何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呢？人民不会景仰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即使他的其他方面趋向完美。真正历史上的王安石是个热爱人民的好官员，他在地方当了二十年的官，是十分了解人民的疾苦的。他的原罪就在于太激进太急切了，他需要政绩来向神宗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在把很多过去的旧制度全盘否定的同时，没有给足够的时间让社会适应和转变过来，同时还踩了保守派利益的尾巴，最终导致了失败。

任何历史上大的改革都是需要原始积累的，直到遇到某个特殊的机遇，才能引发量变的改变。比如在近代，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的先驱者去探索道路，去抗争，去积累量变，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质变。荆公意识到宋朝已然积贫积弱，急切想去改变这种状况，在缺乏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可以预见的是他的失败。反对派给王安石贴上“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标签，这正正反映了他在当时那个时期可贵的进步性和无畏精神。

他不是书中所说的那个横征暴敛，一心沉浸于自己的改革方案中的“神经病”，二十一个具有真知灼见，一心为民的真君子。

东坡与荆公，两个人有太多不一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态度不一而已。

但各人自有各人的活法，有人选择潇然世间，有人选择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