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村里上的。
八十年代，印象中村小学那时候只有四个老师：两位张老师，男的是校长，女的是代课老师。一位韩老师，男的，一位屈老师，女的，按辈分我喊她大娘。
说是小学，没有围墙，有四间西屋，两个教室。六间堂屋，四间做教室，两间做办公室。上课铃就是挂在办公室门口的铁钟，哪位老师没课，就负责敲钟，根据钟声多少确定上下课。到今天我还记得，一下二上三预备，就是敲一下是上课铃，敲两下是下课铃，敲三下是预备铃。
除了年轻的张老师是代课老师之外，其他几位都是民办教师，后来都转了公办。到现在我也弄不太懂什么才是民办教师，大概是不在编，工资待遇也低。不过因为离家近，再加上家里有地，农忙时不耽误干农活，所以也没人在意工资多少。相反，当时作为老师在村里还是备受尊重的。
村里人对读书上学的概念也很质朴，认为上学就是识字识数，好像跟今后有多大出息没啥关系。
那时候布置的作业也很简单，没有试卷，没有家庭作业。有的只是简单的几道算术题，几张小楷，一篇日记作文。晚放学一会儿，在学校就写完了。
代课的张老师好像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结婚嫁到外村也就不教了。她年轻，教的数学，同学们都很喜欢听她上课。
夏天的时候，教室里闷热，又没有电扇，她就让我们到教室外面的杨树底下去上课。尽管外面也不凉快，可大家都觉得新鲜，热情也高涨。偶尔一声鸡叫鸟鸣，都会引来哄堂大笑，她也不恼，只用教鞭把树上挂着的黑板敲的啪啪响——注意听！看这里！
有时候一堂课下来，会有好多村里人围着看，有老人带着小孩子，有妇女夹着针线活或者秸秆草编子，有不知道谁家的小狗、小猫，有一次还引来了两头猪崽儿，下课被几名男生追得嗷嗷叫。
另一位张老师是位男老师，年龄稍大，不苟言笑，据说还是校长，那时候年龄小，只知道害怕他的黑脸膛，不知道官大官小。
印象中除了语文数学没上过其他课，也许上过，也是这几位老师教的，记不得了。音乐美术是铁定没上过的，因为直到上了初中，我才知道这两项还是课程。
体育是不用上的，下课就是疯跑着做游戏。翻跟斗，斗牛，跳远，踢毽子，扔沙包，除了没有像样的器材外，运动量是一点不缺。
再加上大部分同学，回家还要帮家里干农活，所以身体素质是没多大问题的。
韩老师和屈老师算是我本家，平时对我也比较照顾。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被大娘叫到讲台上挨批，她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就打手心，一下两下三下，我疼得呲牙咧嘴，可当时硬是咬着牙没敢出声。
下课后我松开手，才发现手心上有几个伤口，还在流血。原来大娘拿的棍子上有个钉子，她赶紧领着我去附近的张妮诊所上了药。
这件事已过去那么多年了，每次回去见到大娘，她还是不时会提起，眼里满是疼惜。
韩老师课教的最好，这在村里和乡里都人尽皆知。不过，他也最严厉。有一次因为班里平时学习好的一位女生做错了一道他刚讲过不久的题，被他批评得哭了整个下午。
一次自习课上，他在办公室批改作业，让我代他管班。我就跟几位同学在讲台上玩起了表演唱戏，有皇帝，有包青天，有陈世美，还有王朝马汉。
也许是在办公室听到了教室的吵闹声，正当我在讲台上发号施令时，韩老师板着脸站在了门口。
“你还想当小皇帝啊？”他对着我一声严厉的训斥。我赶忙丢下头上的书包，灰溜溜的回到了座位上。回家又挨了一顿胖揍。从那以后，我在学校就多了一个“小皇帝”的绰号，还是老师给起的。
如今，村里小学早已不复存在了。老师们也都慢慢老了，离开了教师岗位。也许他们早已不记得当时发生的事了，只有我们这些学生每年春节小聚，还会说起当年的故事，满满的都是童年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