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念叨了许久，说要回一趟青滩。母亲是青滩人。
我呢，猜想母亲是年纪大了，讲讲家乡，就少了些寂寞，便任她讲。不料这回母亲是颇有些认真了，竟说得格外的郑重。母亲说，什么时候，能回青滩看看哪？
我不语。
因为刚刚从报上读到过一条消息：长江边上的青滩，因为一次山体滑坡，诺大一个镇子，全沉进了江底，虽没伤着人，江倒有过短时间的堵塞，浪头丈把高，也着实吓人。母亲并不识字，我不知因为什么，也没把那消息告诉她，青滩的变故，她是不知晓的。到了那里，寻不到一些儿时的旧景，找不到几个往昔的熟人，无谓地生出些惆怅来，打破她深藏于心底的美好的记忆，于她，多少是有些残酷。况且那时她已66岁，离开青滩差不多快60年了。
我不语。
母亲便也不语，悄没声儿的，仿佛犯了一个错误，只是更勤谨地做事，间常就用了一种异样的、羞怯的目光，偷偷地瞥我一眼。待我察觉，即刻换了笑脸，跟我说些别的、令我莫名的话。或问，这些天，你像是好忙，忙些什么呢？或说，小菜又涨价了。只是决不再提青滩。
不知从哪天起，母亲的话少了。
有一天，我见母亲独自坐在窗前，痴痴地望着远处的天空。那里有什么呢？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见有一朵云，正打窗前的天空飘过。母亲是在看云么？我忽然感到了一点震憾；明白了，犯错的不是母亲，而是我――我怎么会粗心至此呢？
母亲这辈子受了很多苦。这些年，儿女都大了，待她也好，她便开朗了许多，额头眼角，皱纹也舒展了些，间常还有说有笑的，长久不似这般沉默了。定然地，她还是在想着回青滩的事吧？
于是我跟母亲说，我很想去青滩看看，我还没去过，很想请母亲一起去。可以么？
她仿佛就有些慌乱，眯缝了眼睛，把我好一阵看，嘴里喃喃着，半响没说出一句话来。
我又说，可以么？还有舅舅……
于是她笑了。
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单位请了探亲假，从昆明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宜昌，稍事休息后，又约了舅舅，浩浩荡荡地，坐船去青滩。
下船就是一道极陡的石梯坎，从峡谷底处的江边，一直攀上去。母亲坚持不要人搀扶，手撑着额头（我从没见过她的这种动作），一步步往上爬。被母亲执意叫来的舅舅，在前头领路，完全是那种很熟悉的样子――据母亲说，外公、外婆领着她们姐弟二人离开青滩时，舅舅才两岁；不知怎么的，对青滩的路，竟是那样地熟，多少让我感到奇怪。
我小心地跟在母亲后面，生怕她哪一脚踩出去，站不稳，出点什么意外――石梯坎已经很破了，有几处，只是一块没有垫稳的石头，就那么活摇活甩地搁在哪里，没准儿谁一不小心踩上去，就会人仰马翻。于是我听见母亲在呼呼呼的喘着粗气。有时候，她会停下来跟我说话，母亲说，当年给人打起坡，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在家乡话里，打起坡就是扛码头。母亲边说边喘着气，那喘气声仿佛是从几十年前的江边传来，叫我有些恍惚。有时候，母亲也歇了脚，回头往下面的江面张望。虽然是夏天，天却阴着，峡里有游动的灰白的雾气。江那边的山，上游隔江耸峙的陡崖，灰蒙蒙的，只是个轮廓影子，看不真切，有如陈年的往事。峡里的江风，却显着一种殷勤，把母亲霜白的头发上上下下地拂动，拂得满头满脸，如一些飞扬的思绪；又把她昨晚特意找出来穿上的那件绸褂子，忽东忽西地揉来揉去，揉成一些起伏难平的波浪。我见母亲脸上，已生出了一些汗珠，也少见地有了些须红晕，似乎又青春了；而眼里，却有模糊的东西在闪动。
来时的船上，我曾问母亲，到了青滩，打算去找哪个呢？还有认得的人么？她沉吟了半响，才沉沉地回答说，老辈子的，认得的，怕都不在了。我说，那没关系，今晚我们就住旅馆吧？母亲想想说，就住旅馆。
看来，母亲想回青滩，无非就是看看，也没有什么清楚的目的，无非是60年萦绕于心的一点思念罢了，回来看看，了却那点思念。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那个地方，不过就是她的出身地，在那里过了6年的日子，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爬完了石梯坎，沿着一条细窄的小街走去，靠江边有一家供销社开的旅馆，还带着一家饭馆。看样子，那就是当地最好的歇宿之处了。去时我已打定主意，不管当地有什么样的旅馆，反正就在最好的那家住――当然，我更担心的是那里连旅馆都没有。于是我走了进去。那是个临江的旅馆，靠小街子这边，有个大大的店堂，摆着四五张桌子，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一问，有的是房间。我要了，又按照母亲的口味点了饭菜。心想，已经是中午，先吃饭吧，吃了饭，再问问母亲的意思，少不了要陪她各处走走，看看。
饭在做着。母亲偶尔也抽一二支烟的，这时便说，要去对面的供销社买火柴。我说我去吧，母亲说，还是我自己去；我说要不我陪你去，母亲说，就在对面，陪什么陪？
饭菜还没端上桌，母亲便兴冲冲地回来了，说，好巧啊，我打听到一个人了！
是吗？我真有些意外的惊喜。是谁呢？
是我姨妈的儿子，小名叫赖货的。母亲说道，眼睛顿时亮了许多。我买火柴，旁边刚巧有个人买烟，我就问他，认得下滩坨的郑兴柱么？他的小名叫赖货！那人说，认得认得。我一听忙问，他人还在？那人说，去年得过一场病，差点死了，今年像是好多了。我就说，你要是回去，就跟郑兴柱说一声，说她姨妈的姑娘来了，明天我就去看他。那人说，行行行，我会告诉他的。
母亲兴致勃勃地说着那段奇遇，把我们也高兴得不得了――真是出乎意料，谁会想到，60年没回过青滩，母亲居然还记得她小时候记住的那个名字？而那个亲戚，居然也还在？我忙说，那就先吃饭吧！吃了饭，先随便转转，明天，等那人打听到了消息，我们就去。
母亲点了点头。
就吃饭。正吃着，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到母亲跟前说，郑兴柱上街来了，他儿子在也在江边打起坡，我跟他们说了，他们好喜欢，说就来就来――
母亲却有些等不及了，搁下筷子，要迎出门去。
我说，妈，就在这里等算了，出去，万一错过了呢？
就听母亲说，就这么一条路，怎么会错过？想想又站住了，说，他们还在打起坡，他们怎么还在打起坡？
说着，就有人已经进了门：是一个老者，和一个背着大背篓的后生。老者背已驼了，把一根细长油黄的竹烟袋衔在嘴里，闷闷地看着母亲。后生大约三十上下的年纪，亇子却只像个半大孩子，在那里垂着头，一声不响地立着。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已和那位老者在饭桌边，面对面地坐下了。
“你是么姨的姑娘？”老者开口就问。
“我就是啊，”母亲的嗓子像是有点儿沙哑，“你是三姨的儿子吧？你听我说，你妈姓杜，是我妈的亲姐姐，你爹姓郑……”
“我叫郑兴柱――将才报信的人说，你晓得我的名字，小名呢？”
“你的小名不好听，叫赖货。”
“是的是的，我也记得你的小名……”
“你等等，想好了再说……”
母亲突然有些紧张，也许是怕那老者说错了吧？说错了，这近在眼前的欢喜，怕就要变成失望了。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不知怎么，忽地就想起电影里地下工作者为了找党，跟人接头对暗号的情景来，觉着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尤其是，头一回听说母亲也有小名，那是怎样的一个名字呢？
老者只是抽烟，叭叭叭地，迟迟不张嘴。母亲开头还以为他是在想，见他半天不说话，又急了，问：“想起来没有？我的小名……”
老者四顾一望：“小儿们都在旁边，我怎么说？”
我一听，想，糟糕，母亲肯定有个很难听的小名。
母亲却大度坦然得很：“怕什么？你说，不要紧的。”
“你不是叫春生么？我记得的。”
母亲笑了，看看我们，似乎有些自得。
我也朝母亲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
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的工作终于结束，母亲找到了党――乡党，找到了一个亲戚，尽管是那么远的一个亲戚。我的心也就放下了：没想到，母亲居然还有那么好听的一个小名。
那老者――我当然是该叫姨舅的了――就催我们去他家住，我说，旅馆都订好了，要不明天再去？姨舅说：“那怎么行？到都到了，怎么还住旅馆？走，跟我一起回家。”
“远么？”我问。外头在下雨了。太远的山路，于母亲是困难的。况且也不知道这位姨舅家，是不是有足够的房子，能安置我们这么多人――加上舅舅，我，妻和两个孩子，足足是六个人。
“不远不远，”母亲突然说，“我曉得的，我走得动。”
“才二三里路。”背着背篓的那个后生这时才插嘴说话。我想，我应该叫他什么？表弟，对，就是表弟。
我们便冒雨上路了。
是沿着江边的小路，一直往下游走，幸好没什么大的上坡。不过，其实那算不得什么正经的路，路狭不说，还都向江面那边倾斜着，下面就是深黄湍急的长江；走起来一脚高一脚低，不小心摔下去，就非常危险。那时我突然想起，母亲讲过的，我的外公，在这样的涨水季节，为挣碗饭吃，就在江边拉过纤。我脚下的路，是不是我外公走过的？江边路滑，一不小心，纤夫脚下一滑，站不稳，就有可能掉进江里；即使不摔下去，也可能被纤绳带下江去。青滩北岸有座白骨塔，就是专门收放在江边遇难的船工、纤夫的地方。而青滩一带，因此也出了好多识得水性的汉子。有些年，川江航道上不少的“领江”即引水员，都是青滩人。
当晚就在姨舅郑兴柱家住。现时升了好几个火，做了一桌子菜。虽说都是农家小菜，却是平时不大吃得到的，家乡口味，母亲吃得非常香。又临时借了床板铺盖，铺了好几张床，让我们在那里过夜。话已经说到夜深了，我们才去睡。而据陪母亲在里面睡的妻说，那晚，母亲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离开下滩坨，重回青滩镇时，雨又下了起来，路更难走。母亲没睡好，走路有些踉跄。我去搀她，她说，那年走的时候，还好走嘛，怎么回来就这么难呢？也不知道母亲说的，是脚下的路呢，还是别的？或二者兼有？
后来，姨舅一家，曾到宜昌玩了几次，走时请母亲再回青滩，母亲没有再去。但听妹妹说，不时地，母亲就会念叨青滩，说她小时候，青滩没那么多柑子、桔子，现在街上卖柑子、桔子的，怎么听上去都是青滩人？妹妹在信中说，哥哥，你说那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也许，那只是一个梦吧？！
（原文已收入湯世傑著隨筆集《心情的磨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