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众多庙宇众多，但中，历代帝王庙却是独一份，的是中国现存唯一一座专门祭祀历代帝王的皇家庙宇，祭祀炎黄祖先和历代帝王、功臣名将，在当时的政治地位非常高，与太庙相当。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都城南京建历代帝王庙，后来毁弃。明朝迁都北京后，嘉靖十年（1531年），在保安寺原址上新建历代帝王庙。
大庙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北侧，规模宏大，占地达22000平方米，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庙里的建筑布局分为中东西三路，主要建筑在中路。
巨型琉璃影壁、两座木牌楼（1954年拆除）、庙门、钟楼、景德门、景德崇圣殿、祭器库，沿中路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排列。
景德门至景德崇圣殿之间的两侧建有东西配殿，景德崇圣殿两侧有四座碑亭，内立雍正、乾隆等皇帝的御制碑，西侧一座碑亭里是一通“无字碑”。
东路为神厨、神库、宰牲亭、井亭等建筑；西路有关帝庙和承祭官置斋所等配房。
景德崇圣殿是历代帝王庙的主体建筑，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九五至尊的规制仅次于故宫太和殿。殿内的立柱都是整根的金丝楠木，每根直径0.76米。如今，殿内复原了清乾隆时期调整的七龛供奉188位帝王的牌位，正中供奉三皇伏羲、黄帝和炎帝。
庙内都祭祀哪些人呢？细数起来挺有意思。
说是历代帝王，但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入庙。从三皇五帝到明末崇祯，共有188位帝王的牌位入庙享受祭祀。
北京的历代帝王庙建成后，起初沿袭南京历代帝王庙的旧制，入祀帝王仅16人，即三皇五帝和夏禹、商汤、周武、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忽必烈），都是开国之君。
建庙之初，有翰林官提出罢祀忽必烈，嘉靖皇帝没同意。嘉靖二十四年，又有官员上疏，强烈要求罢祀忽必烈。当时蒙古铁骑屡屡南下袭扰，明王朝苦不堪言，嘉靖皇帝迁怒于忽必烈，于是将忽必烈牌位移除。
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恢复祭祀忽必烈，还把成吉思汗、完颜阿骨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和完颜雍（金世宗）也打包入祀。
顺治亲政后，推翻了多尔衮的标准，把辽金元诸帝一股脑儿地移出，并接受汉臣的建议，重视中原王朝治国安邦的经验，增加了商高宗、周成王、汉文帝、宋仁宗等7位皇帝入祀。
顺治去世后，即位的康熙才8岁，辅政的满族大臣否定了顺治的做法，入祀的帝王又回到多尔衮时代。
康熙亲政后，发现以往入祀的都是开国创业的帝王，没有守成的帝王，而守成与创业一样不容易。他提出，除了那些因无道失德而被杀和亡国之君外，其他帝王都应入祀。于是大批帝王入祀，而夏桀、商纣、宋徽宗、蜀汉后主（刘禅）等亡国之君，发问“为何不食肉糜呼？”的晋惠帝等昏君都没能入祀。崇祯虽是亡国之君，但康熙认为他励精图治，明朝灭亡的祸根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崇祯只是背锅的，“故可祀崇祯，不祀万历、泰昌、天启三帝”。
乾隆的理念是“中华统绪，不绝如线”，那些虽然没能实现大一统的帝王、甚至偏安一隅的帝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应该入祀，这样，北魏、东晋、南朝的宋齐陈、五代的后唐和后周等朝代的25位帝王入祀，同时把东汉末的恒帝、灵帝移出。至此，入祀历代帝王庙的帝王共有188位。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千古一帝”秦始皇、短暂统一中国的晋武帝和隋文帝都有资格入祀，但因为当时的正统观念，比如秦始皇的残暴、焚书坑儒，晋武帝司马炎属于篡位，都没能入祀。
三国时，占据半个中国的曹魏之主魏文帝曹丕没能入祀，而面积最小、实力最弱的蜀汉，其皇帝刘备却入祀，因为他代表了“汉室正统”。
景德门至景德崇圣殿之间两侧的东西配殿，原本按“文东武西”的规制供奉伯夷、姜尚、萧何、张良、邓禹、马援、诸葛亮、房玄龄、李靖、郭子仪、寇准、范仲淹、司马光、岳飞、文天祥等79位历代贤相名将的牌位，现在则按朝代顺序从东到西排列。
功臣名臣的入选也严格，像蜀汉政权，只有诸葛亮和赵云入选，关羽已被历代皇帝封为帝君，就在西路单建了关帝庙，形成“庙中庙”的格局。
春秋战国时那些有大作为的国王，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赵武灵王等等，那些辅佐他们的著名将相如子产、孙叔敖、管仲、百里奚、孙武、蔺相如、廉颇、乐毅、李牧等等，都没能入庙，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没有统一的王朝，各国国王不属于“历代帝王”，不在祭祀之列，他们的臣子自然也得不到陪祀的荣耀。
历代帝王庙修建后，从明嘉靖至清末共举行了662次祭祀大典，其中皇帝亲祭16次。
历代帝王庙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
它的祭祀体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以史为鉴的治国理念。
在建筑上，它是瑰宝，在文化上，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一脉相承的重要实物见证，是值得细游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