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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筏过兴坪，艄公收了桨，任船随水漂。
他说，这条江上什么故事都有，米芾在这里画过画，徐霞客在这里歇过脚，孙中山北伐路过这里，连美国人当年拍纸币，也挑中了这段水。
我问他：那李宗仁白崇禧呢？
艄公笑了：“晓德（晓得）。桂林两江有李宗仁官邸，临桂会仙有白崇禧故居。我们本地人不叫他们大人物，叫‘李白’。小时候听老人讲，莫讲桂林，当年广西乡下，家家都晓得这两个名字。”
竹筏晃了一晃，山影在水里碎了又聚。
广西这个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存在感”的。
中原王朝看它，是瘴疠之地、贬谪之所；它自己看自己，是十万大山夹着的一条条水，穷、远、散。唐宋的诗人被贬到这里写诗，明清的商人在这里走盐道，都不曾真正改变什么。山水再好，那是天给的，不归人管。
直到近代，这块边角之地，忽然出了两个临桂人。
临桂是个有意思的地方。这里出过状元、出过进士，清代有“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之说。但真正让临桂乃至广西在民国史上站住脚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一个是行伍出身的农家子，一个是体校出身的小个子，从旧桂军的缝隙里起步，硬是打出了一个新桂系。
我总觉得，评价“李白”，不该从政治立场出发，而应该回到一个朴素的问题上——
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把广西治理成了什么样？
答案出乎意料：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被时人称为“模范省”。那年头，外面军阀混战、内乱不休，广西却在搞“三自三寓”，自卫、自治、自给；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全省民团受训，乡村有公所，学生军训化，女子也入学。二三十年代的《大公报》记者、教育家胡适、西方来客，先后到广西考察，留下的记述里都有惊叹：这个贫穷的内陆省份，路是通的，夜是安的，人是齐整的。
胡适1935年游广西，写道：“广西给人的印象是：全省没有（大的）匪患，没有苛捐杂税，教育虽然简陋却认真。”以他那样挑剔的人，这样的评价几乎罕见。
一个省的近代气质，就是这样一点点长出来的。
而让他们真正在历史上留下重量的，是1937年之后的那些年。
抗战全面爆发，新桂系几乎是倾其所有。广西子弟兵出省抗战，前后征调兵员百万，按人口比例是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淞沪会战，桂军六个师在蕰藻浜一线打了七天七夜，伤亡过半，阵前没后退。
后来很多人写那段历史，都提到一个细节：桂军的兵多是山里出来的农家子弟，装备差、个子矮，但能走、能扛、能死战。为什么？因为这支军队不是抓来的，是“寓兵于团”里练出来的——那些民团受训的青年，打的是“保卫家乡”的仗，出了省，反而更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
广西没有工业底子，没有江浙的富庶，没有华北的纵深。它对抗战最大的贡献，不是钱，不是枪，是人，是一个千万人省份，几乎把能上战场的男丁都送出去了。
这里面有白崇禧的运筹。他是台儿庄的副参谋总长，是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的重要谋主。台儿庄大捷，李宗仁是战场指挥官，那是他一生最亮的一笔，一个杂牌军拼凑的战区，把板垣、矶谷两个师团打得丢盔弃甲。日本人设在东京的广播台，那几天罕见地沉默了。
当然，历史从来不是单色的。
“李白”后来的路，各有各的暗面与新战事，1929年的蒋桂战争，他们也曾逐鹿中原；1949年之后，一个流寓美国，一个去了台湾，都没能再回到漓江边。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史家自有评说，不该由一篇山水游记来定谳。
但有一点我想说清楚：谈他们在广西的治理，和谈他们在内战中的选择，是两件事。前者是一个地方建设者的实绩，后者是大时代里政治人物的两难与歧路。把两件事搅在一起，要么是过度的美化，要么是不必要的苛责。
我更愿意记住的，是几个具体的画面——
1930年代的广西乡镇，泥墙学堂里传出读书声，男女学童同在一间教室；
民团训练场上，放下锄头的青年在队列里踏步；
1938年春，台儿庄的废墟上，操广西口音的士兵拼完最后一场刺刀；
以及今天的桂林，两江圩的李宗仁官邸安静地立在樟树下，临桂会仙的白崇禧旧居前，偶尔有骑车路过的少年，并不知道门匾上那个名字曾经意味着什么。
竹筏靠岸时，艄公收缆，随口说了一句：
“没有他们，山水还是这山水。但广西人讲话，就不晓得是哪样口气了。”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比很多史书都准。
山水是天生的，谁来了都一样绿。但一个地方说话的底气，走路的样子，遇事不慌的沉着，穷而不馁的骨气，是人给它的。
唐代的李白给了中国人写诗的想象力，却没有到过广西；
近代的“李白”给了广西人另一种东西：在贫瘠里立起来的秩序，在危亡时豁出去的血性。
一个让这片山水有了另一种注脚。
竹筏又荡了一下，水声悠悠。
对岸的峰林一动不动，像一排沉默的老人，见过太多船来船往，也见过那些名字，如何从乡音里生出来，又走回乡音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