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书，尤其是一些杂文集，时评集，频率最高也是最尖锐的一个词叫做“犬儒主义。”
我特意去百度了一下犬儒主义的完整定义：
犬儒主义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时期，原本意指摒弃一些世俗之物生活简朴，如今成了那些对世俗黑暗照单全收的人的代称。
而无论是在在梁文道的《常识》里，还是在周濂的《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里，都对当今的犬儒主义者嗤之以鼻。不过新锐学院派的周濂思想更为激进，语锋自然也更锐利。梁文道却更为面向公众，温和渐进的思想，更让人容易接受些。
然而无论两人的方式有多不同，在当下这个模糊暧昧的时代，在这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都有一副坚定鲜明的脸庞。
于梁文道而言，虽然身居香港，但以写公共时评为职的这些年，对大陆和香港，或者说整个中国的状况都有相当清醒而审慎的了解。书中以当代能代表社会焦点的事例入手，大的方面有抗战纪念日，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以及文化的新面貌。而对于中国如今的政治制度和与政治密不可分的传媒，他也有下相当大的功夫。之所以说他比周濂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我想大抵是因为他笔下的政治制度和传媒教育，写得真切可感，是贴近生活的政治哲学，却也不乏锐利而高远的洞察力。
我始终认为，一本好书，固然要内容优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面向公众”。有了感悟自然要诉诸笔端，如若接受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那么就要选取公众能接受的方式来讲解。很显然，梁文道做到了。无论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时事焦点的深入探讨，还是对一些官方化的制度措施的解读，都始终坚持着他的一贯准则――面对公众。
尤其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宣言总是斗志昂扬，行动却苍白无力――的探究令我记忆深刻。电视上的城市宣传“让XX走向世界”，打着“百分百天然安全”旗号的绿色产品，活动仪式总是“盛大”，领导来宾一律“尊贵”，那些常见甚至滥用的形容词已经慢慢失去了其原本含义，变成了假大空的干嚎。而现实又与冠冕堂皇的说辞背道而驰，言语与现实世界的严重脱离，正一次次消磨着老百姓对一切的信任。
犬儒主义因此大行其道，信任匮乏的社会成了犬儒主义滋长的温床。不少人过于世故而老练，常以前辈的身份悉心劝导“这真是没办法”、“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得过且过呗，争那一口气做什么”。不仅不发掘假大空甚嚣尘上的实质，反而对世俗的黑暗照单全收，连反抗的声音都不曾发出。
这愈加浮夸的宣传说辞，这逆来顺受得过且过的“小百姓”心态，日益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人目睹了黑暗第一反应甚至不是生气，而是迅速地调整方向，告诉自己“随遇而安”，这样的自觉让人语塞。这些人看起来聪明无比，却让人感到悲哀。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模糊与暧昧，越来越多的人只想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即使被欺压也能很好地传承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套――忍，忍到后面变成了麻木无知，忍到后面甘愿沦为犬儒主义者。大家似乎都甘心湮没在这个模糊不清的时代，随大流的过完一生。
但梁文道不，作为发声者，他有着毋庸置疑的坚定立场。
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的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止是“我相信”，而是“我要相信”。
没有什么高谈阔论的大道理，也没有什么形而上的哲学主义，他始终面向公众，并且唤醒了我们心底对所谓“社会”、所谓“价值观”的深切认同。
这本书之所以名为《常识》，也是因为书中所讲的一切都应该是我们的基础认知，然而在这个模糊暧昧的时代，大家都力求明哲保身，力求中庸圆融，最应该坚守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却在一点点丧失。
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生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愿我们在这个模糊暧昧的时代，都能拥有一张坚定鲜明却不偏执的脸庞。为了真相去评判是非，而不是单纯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