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 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笔记
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避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并曾付诸实行；在论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极少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原因很简单，1953年，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随后，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实在太短促。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策者不可能采用“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说法，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提供依据。但在一些高层官员内心，并非没有“社会主义搞早了”的想法。这里需要回应一种观点，即认为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还没有把土地捂热，共产党又从农民手里收回，这是对农民的“失诺”。其实，中共从来就没有承诺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没有承诺，何来失诺？当时，中共的坚定信念是，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69]共产党相信，“组织起来”是帮助农民摆脱穷苦的唯一出路，并认为发展合作社是巩固其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
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农业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
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32]毛泽东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乎是所有共产党领袖的共同特性。当年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国家消亡、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的全面发展、财富极大涌流……这些理想倾倒过多少代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说一二十年后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1938年，斯大林保证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将在1943年以前。1957年，赫鲁晓夫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12年。在1958年的中国，许多人都感到共产主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了。
由此，我们应当得到启示，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应当指出，当时高层都是把包产到户作为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的权宜之计。依当时的观念，不可能有人有长远放弃集体经济的想法，社会主义必须是集体经济，这是一条根本性的政治共识。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紧接着，让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下放农场劳动锻炼。上山下乡运动，既有解决就业压力的考虑，也是约束红卫兵这群脱缰之马的手段。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老同志”中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二要算账”的人不少。毛泽东对这种政治状况做出的解释是：“一些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坚持说，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147]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他对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动摇过。
198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民工潮不期而至，却并非偶然，这是长期封闭式人口管理积聚起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进城冲动的集中迸发。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无疑是制造“中国奇迹”的主角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西方古典资本主义文明面临巨大危机，也迫使西方国家进行制度改良。在保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关注社会平等，推行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等政策，把一些社会主义诉求内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让所有人都依赖这个体系，革命消弭于无形。
毛泽东自信，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然而，毛泽东所理解的民主不是建立程序化的制衡监督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到1957年的整风、1960年的整社、1964年的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不否定不断的整肃运动对于阻止特殊利益集团固化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时代虽然存在特权和官僚主义，但大面积的贪腐没有出现。然而，运动反腐造成了无尽的伤害，不断打乱国家秩序，却无法根除官僚主义的固疾。[75]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官僚主义的土壤。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搞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一类的改革，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多多少少都搞过一点儿的，但邓小平放得更开，走得更远。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底线。但是，我们看到了，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是很难坚持下去的。问题在哪儿？就因为，我们这个体制可以使领导干部合法地、非法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合法的占有，就是他有高收入、大房子、小汽车，各种物质条件优厚；非法的占有，就是贪污腐败，用权力交换巨大利益。像铁道部那样从部长刘志军到司、局、处级官员大面积集体侵吞国家资产的腐败问题，是很难靠这个单位甚至上级单位的纪检系统来解决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也可以叫阶层。腐败问题实际是个体制问题，毛泽东比我们早几十年提出了中国社会未来出现的主要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