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的秋天，曹操的轻骑兵在当阳长坂坡追上了南逃的刘备队伍。《三国志·先主传》以寥寥数语记载了这场战役："彼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然而正是这场惨败，却意外地成为了刘备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刘备在此刻说出的"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成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标志性的瞬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人为本"这一政治理念首次见诸史籍。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句话究竟是一种政治宣言，还是真实的情感流露？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曾犀利地指出："君主必须知道如何像野兽一样行动，又要懂得如何展现人性的一面。"刘备的选择，或许正是这种政治智慧的体现。在生死存亡关头，他选择与百姓共存亡，这种姿态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从军事角度看，刘备的决定确实值得商榷。带着十余万民众，日行仅十余里，这在曹操精锐骑兵的追击下无异于自杀。当时就有人劝谏："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士到，何以御之？"这展现了一个经典的政治困境：道义责任与现实利益的冲突。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类似的困境：雅典人在西西里远征失败后，指挥官尼基阿斯因为不愿抛弃伤兵而延误撤退时机，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这种道德与现实的矛盾，似乎是古今中外领导者都要面对的永恒课题。
刘备的选择引发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政治人物应该如何平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仁政"的理念，但同时也强调"权变"的重要性。这种辩证关系，在刘备的长坂坡决策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历史记载往往经过后人的加工和美化。《三国志》成书于西晋，作者陈寿难免会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三国演义》更是将这一事件艺术化，创造了赵云单骑救主、张飞断桥等经典情节。
这一选择的政治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刘备失去了占领江陵的机会，军事力量遭受重创。但从长远看，这一事件塑造的政治形象，却成为他日后建立蜀汉政权的重要资本。这印证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