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能分辨个体与全体的才是地道的
在逻辑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指适用个体的陈述不一定适用于全局。最简单的例子是，在一个剧场里面，有人看不清楚舞台上面的表演，站起来他就能够看得清楚。一个人站起来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两个人站起来两个人能够看得更清楚，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没有人能够看得更清楚。适用个体的不一定适用于全体。同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非常含混，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思，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各样不同的政策，导致各种各样不同的结局。
1. 不同所有制下，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不同含义
借用前面课程“渔村的故事”比较了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大多数人利益：
集体所有制：那些已经上了船的人的利益。
私有制：整个渔村能够产生的新增产量
全员所有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是不是要上船打鱼
政府所有制：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官员，他们所做的决策不仅符合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而且也符合大多数人的非经济利益的一种做法。
不同的所有制，人就有不同的诉求，对“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有不同的解释。
2. 不存在确定的大多数人利益
投票选举中的阿罗不可能定律：人们在有多种诉求的情况下，投票的结果往往会出现循环的现象。也就是说，哪怕每一个人都如实地反映自己的偏好，在选举的过程中没有人作弊、没有人买卖选票、没有人误导选民，选举的结果也仍然是不确定的。即选举是可以被操纵的。
阿罗不可能定律所展现出来的情形，是对“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的深刻批评，不存在确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
3. 多个维度的最大化不可能同时达到
我们在追求最大化的时候，永远只能追求一个维度的最大化，不能同时追求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维度的最大化。“多、快、好、省”地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多就不可能快，快就不可能好，好就不可能省。
4. 劫富济贫的政策只能让中产阶级受益
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艾伦·戴瑞德（Aaron Director）指出社会上大量跟财富转移相关的公共政策，它们的实际后果都是让那些中产阶级得益了，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社会当中最穷的人和最富有的人。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选举的机器往往主要是被中产阶级所操控；最穷的人也是社会信息、政治意识以及政治能力最弱的一群人，他们没办法替自己说话；最富有的人不屑于为一点点损失而去争取。结果整个社会的财富转移，就从最穷和最富的人那里，转到了中等收入的人那里去了。
5. 私了解决刑事案件会损害公众利益
虽然私了可以得到较多赔偿，但政府站出来提出公诉，不让刑事犯罪者仅仅以付钱的方式了事，对当前的受害者而言未必是最优的，但这种做法却可以对未来的犯罪造成威慑，防止更多的犯罪，保护更多的无辜者。刑事犯罪者不仅伤害了别人，应该做出赔偿，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了游戏规则，把产权保护从财产原则变成了责任原则。我们不能让社会上的坏人为所欲为，改变游戏规则，这是利用公诉来惩罚刑事犯罪分子的原因。
6. 工会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长期利益
一群人通过罢工的方式、通过集体违约的方式，来争取提高自己的报酬和福利，当然是有可能达到目的的，但达到这个目的是有代价的。
如果工资水平被人为地提高，那么雇主就会采取进一步的对策，减少雇佣其他的工人，甚至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干脆把工厂搬到别的地方去。从全局看，最后的结果是个别人暂时得益，其他人在长期内会受损。要全面地评估工会罢工的效果，我们不能够只看到一群人在短时间内的收益，我们要看到所有的人在长期内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