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静下心来翻翻美国著名社会批评家，批评教育学的创始人亨利·A·吉鲁的《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或许就会发现，今天教育圈子里不少以自由主义，市场优先，民主自由“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不过是打着某种旗帜，说了听众们喜欢听的话而已。其实是以更危险的方式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更为狭隘的视角而忽视了教育本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一一为建设健全的社会，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奠基。如果，我们还能翻翻他的《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以及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或许就更会明白其实，我们这些教师是算不上知识分子的。吉鲁认为：“今天中国的教育者面临令人难以想象的挑战，这就是创造新话语、教学方法和集体斗争，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希望和工具，复活政治文化，以对民主的公共生活的死亡作出伦理的回应”，“中国的教育者需要表明立场，采取行动，尽可能地利用能够不加区别地拥抱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的那些思想、价值和理论。”吉鲁强调，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要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那些制度空间、论坛和公共领域保持活力，支持和捍卫批判教育”，要“帮助学生获得自己作为个体和社会能动者的权力，锻炼公民勇气，参与那些由社会负责的社区项目和研究”，“拒绝出卖知识和技能给最高的竞买者”。更要帮助学生学会“直接面对来自格式各样的原教旨主义的威胁”。这让我想到琼•温克的那句，“我们应该是能掌控自己教学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也许我们无法掌控社会对我们的鄙视，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所以“一种批判的教育应该要求中国的公民，能在私人的考虑和公共问题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之间进行合理的转换，能够认识那些否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公正的反民主的力量，愿意反省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程，把自己投身到世界的发展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亨·A.吉鲁认为“如果中国的教师要行使作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就绝对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把批判的要素”与“有教养的希望”结合起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条件，创新知识和提高技能，使人们拥有希望而不是玩世不恭，对他们自己及其他人负责而不是让他们的能动意识屈服于公司或者独裁主义的暴君，对他们的自我表现采取关键的步骤而不是模仿消费文化的指令，以及打破使他们迷恋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和新的全球秩序的异化状态”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我们改变不了社会，改变不了环境，我们能做的就是如琼•温克所说的，可以掌控自己，改变自己。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的话，也许我们的环境也会有所改观了。
萨义德则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时时维持着警觉，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否则，就有可能成为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拥趸，不仅仅是被他们卖了还替他们数钱的问题，甚至你还会倒贴。
所以，我主张远离那些“立场鲜明”，实际却有着自己的小九九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