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e work took place in the courtyards next to the warehouse. Circular pools had been cut into the stone – into which the men leapt waist-deep within the reds and ochres and greens, leapt in embracing the skins of recently slaughtered animals. In the round wells four-foot in diameter they heaved and stomped ensuring the dye went solidly into the pores of the skin that had been part of a live animal the previous day. And the men stepped out in colours up to their necks, pulling wet hides out after them so it appeared they had removed the skin from their own bodies. They had leapt into different colours as if into different countries.
以上描述的是皮革染色工作。
这部小说的主旨越来越清晰：底层劳工最大的enemy是“异化”，但如何保存人性，或恢复“人化”，目前没有给出答案。
也许这正是文学和其它的界线：只记录人的困境和闪光，不研究解决方案。
这个话题，单从形式上看，有点像中国文学中“君子不器”和“妾妇之道”的千古纠缠。两千年来，做官是文人唯一的营生，也是最大的陷阱。文人想尽一切办法，至今没想出所以然。
虽然写底层劳工，但本书不属于左翼作家和启蒙文学的范畴。我把它归于“城市文学”——不知道怎么描述，暂且这么命名——以现代城市为背景，讨论人在城市文明中的处境、传统、未来等等。着眼点是“我与城市”，而不是“我们与他们”。所以，本书并没有树立“本地人”或“资本家”作为移民的对立面。
我国古代只有“城”，没有“市”，所以基本没有对应物（一个不断有人加入、有人退出的动态实体，人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到了近现代，随着各种原因的大迁徙，京津、上海、香港出现了类似的文艺。到了00年代以后，市场和网络同时成熟，出现了不少专门关注边缘群体，以至于成了个人标志，但不带斗争叙事的作家和导演。比如徐童“游民”系列。
这也无关乎“发声”。因为城市是一个整体，移民是一种文化，如果他们过得不好，会立刻体现在两个地方：糟糕的治安、孩子们普遍的成长问题。就像城市的慢性病，盖也盖不住。
至于底层生活变成审美符号，这是艺术的生命周期现象，不可避免。就像“武生片—武打片—武侠片—仙侠片”，等于“旧符号—新体验—符号化—新符号”，一个完整过程，同样，“底层生活”作为一个素材，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而且，我国迅速的城市化、网络新媒体，会加速这一进程。作为观众，只要掐头去尾，选择中间两个部分就行。
当下一次迁徙大潮来临，新符号会变成旧符号，然后出现新的观察角度，开始新的符号化周期，现在无法预见那是什么。想必是一种更有真实感、更微观的视角。“城市”“工业”还是比较宏大。
边缘人、劳动者，自身未必需要这种艺术语言。就像徐童纪录片中的人们，并不是纪录片的主要观众。他们更喜欢流行歌、新闻等等，比较直白的表达。
生命周期的长短，取决于艺术语言的丰富和准确。它的“词汇”越丰富，能表达的东西越多，就会变成一门通用语，生命周期更长一些。比如《三体》，本来只是用科幻的形式，表达一个50后的人生感悟，和莫言、余华差不多，但莫名其妙被00后隔代关注，提取符号构建星辰大海，又续了一波生命。
和其它语言一样，艺术语言也有“普适则模糊，精准则小众”的两难。健康的人需要两门兼修。
“底层在城市中的处境”作为一门艺术语言，有很多可以拆分的方向。比如郭德纲的自嘲类段子、韩国和香港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会切中人们的普遍感受。
艺术语言和真实生活，只在“新体验”和“符号化”阶段交叉，之后渐行渐远。就像武侠片和武术界的互动。开头各取所需，后面分道扬镳，甚至需要打官司纠正误读（尤其是作家“抹黑”历史人物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