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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文学之乐始于故事逃脱作者控制的时刻

“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南斯拉夫NIN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得主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长篇力作。

《出版人周刊》《柯克斯评论》《新政治家》2018年度最佳图书、入选国际布克奖短名单。

命运如纷飞的雪花，彼此粘连，相互附着；叙事如滚动的雪球，层层覆盖，重重掩饰；历史像嗑南瓜子一样无情地蚕食着人类的生命，留下一堆又一堆空壳。

一个“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一部写给“文学脚注”的传记，一份永远“烧不毁的手稿”，一种“数字古典主义时代”的文学信念。

看清这个世界的黑暗需要一双局外人的眼睛：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就是那个局外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作者离我们而去之际，正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迸发之时。我们企盼作者能提供给我们答案，而他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激发出我们的欲望。— 恰好在另一本书中读到异曲同工之意。

想到之前瓣上看到的“字灵”，很多作者说写着写着笔下的人物就好像有了自己的意识，故事情节也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以某个全球文学明星为例，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顿悟时刻是如何在一场棒球比赛中到来的。就在球飞过空中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他要写一部小说。所以一回到家，他就坐在书桌前拿起了笔，就此声名鹊起。

此处文学明星实指村上春树，对于写作缘由他曾如此描述：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到神宫球场去看棒球赛。是那一年中央棒球联盟的揭幕战，由养乐多燕子队对阵广岛鲤鱼队。下午一点开赛的日场。我当时是养乐多燕子队的球迷，又住在距离神宫球场很近的地方（就在千谷的鸠森八幡神社旁边），常常在散步时顺便溜达过去看场球赛。

要知道那时候养乐多燕子队十分弱小，万年B级，球队又穷，更没有知名度高的球星，理所当然也没什么人气。虽说是揭幕战，外场席却观众寥寥。我一个人斜躺在外场席上，边喝着啤酒边看球。当时神宫球场的外场席不设座椅，只有一面铺满绿草的斜坡。我还记得当时非常心旷神怡。晴空万里，生啤冰凉，久违的绿草坪上清晰地映出白色的小球。棒球这玩意儿，还是得到球场来看啊。我由衷地想。

养乐多打头阵的击球手是来自美国的戴夫·希尔顿，一位清瘦的无名球员。他排在打击顺序的第一棒。第四棒是查理·曼纽尔，他后来当上了费城人队的总教练，驰名天下，当时还是个力气很大的精悍的击球手，日本的棒球迷管他叫“红鬼”。

广岛鲤鱼队打头阵的投手记得好像是高桥（里）。养乐多队的头阵则是安田。第一局下半局，高桥（里）投出第一球，希尔顿漂亮地将球击到左外场，形成二垒打。球棒击中小球时爽快清脆的声音响彻神宫球场。啪啦啪啦，四周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这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也毫无根据地陡然冒出来：“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

那时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似乎有什么东西慢慢地从天空飘然落下，而我摊开双手牢牢接住了它。它何以机缘凑巧落到我的掌心里，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就不甚明白，如今仍莫名所以。理由暂且不论，总之它就这么发生了。

这件事该怎么说好呢，就像是天启一般。英语里有个词儿叫“epiphany”，翻译过来就是“本质的突然显现”“直觉地把握真实”这类艰深的文辞。说得浅显些，其实就是“某一天，什么东西突如其来地闪现在眼前，于是万事万物为之面目一变”的感觉。

这恰恰是那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此为界，我的人生状态陡然剧变。就是在戴夫·希尔顿作为第一击球手，在神宫球场打出潇洒有力的二垒打的那一瞬间。

比赛结束后（我记得那场比赛是养乐多队获胜），我坐上电车赶往新宿的纪伊国屋，买了稿纸和钢笔（SAILOR牌，两千日元）。

当时无论是文字处理机还是个人电脑都没有普及，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不过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心扑通扑通地乱跳。因为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字，对我来说实在是暌违已久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