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日本的倭寇屡屡骚扰中国沿海，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给当地的百姓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当时的日本处于长年的内战，来到中国的倭寇的人数在最多时也不过万人左右，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与明确的目标，流窜中国浙江、福建、安徽、海南等几个省份，无非是掳掠人口和财富以自肥。
然而拥有二百万常备军的当世第一军事大国却对这恼人的骚扰束手玩策，倭寇越战越强，渐渐的在沿海立足，开与当地人勾结，建立军事基地、组织生产和贸易。有一次，一队五十到七十人的倭寇部队纵横浙江、安徽和江苏三省，杀死杀伤官兵与百姓数千人。而在南京，就有十多万的军队，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往返来去，可见当时明帝国的武备荒疏到了什么地步。
时势总会造就英雄，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人中的杰出代表戚继光和俞大猷等人，就被推到了抗击倭寇的前沿。
戚继光与俞大猷是当时的军人中极少有的富有战略眼光的人物，他们深悉帝国武备松驰的原因所在。明代是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文官集团实际掌控着整个帝国。在文官的施政理念中，只要坚持仁民爱物、礼仪教化的圣贤教诲，自然就能达到海清河晏、四夷宾服的目的。如果事情发展到需要用武力解决，那只能说明国家的道德文化教养还有所缺失，必须予以进一步强化。至于改进帝国武备，压根就不是他们的选项。
当时，帝国采用的仍然是陈旧的军户制度，即全国固定的军户向国家输出军人，而不是招蓦身强力壮、愿意参军打仗的青年人进入部队。国家没有军事教育学校，军队的建制和组织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打仗时派文官指挥战斗，而武将不需要文化训练，只要能够冲锋陷阵就够了。对军队极为重要的后勤保障也不会让军官参与，而是由各个地方政府零散供给。因为文官认为一旦让武将掌握财政力量，难免会再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危险局面。在这样的建军原则和指导思想下，明代军队的战斗力极为低下，前有“土木堡之变”，后有与满清的作战，均是以数倍的力量迎战敌人而遭到全盘溃败。
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削减沿海军队规模，省下军资组建一支强大海军，从海上打击倭寇，断绝他们的来源和退路。这样的建议从军事角度来说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让几个省的军队和财政调配被一个武将所掌握，这是文官集团绝对无法接受的，因此建议被无情的否决。
戚继光同样具有改进国家武备的雄心壮志，但他也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坚持无法做到的事情。于是他的建议是在沿海招蓦几千名有意愿保家卫国并以此谋生的青壮，建立一支专门针对倭寇战法的特种部队。这样一个小范围的、不改变帝国现有军事现状的提议获得了通过，于是戚继光有了以自己的思想来建军的机会。他写作出了一本军事专著《纪效新书》来指导这支军队的建设，涵盖军队指挥系统、武器配备、军士训练等各个方面，弥补国家军事理论建设的不足。针对倭寇组织严密的作战特点，他制定了不同于帝国任何战斗单位的战术。他的基本战斗组织是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战斗班，由藤牌、盾牌、标枪、长枪和大毛竹充当武器，左右对称，进攻和防守都严格使用既定战术和强调团队配合。他也曾想让他的军队使用先进的火器来对付敌人，但是要实现军事现代化，却又需要开采铁矿、建立工厂、完善标准和统一物流调配等等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组织，这显然无法得到文官集团首恳。所以戚继光也并未坚持这一想法，而是在现有条件下选择武器配备。
除了再三强调的战术组织和严格的军事纪律，戚继光会用到一切办法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而不考虑这些办法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他与部队中的将领义结金兰、歃血为盟以加强战斗组织。对于由大字不识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他会使用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的宗教手腕予以教育。当然，金钱激励也是他的重要手段。一名敌军的头颅，就可获得三十两银子的奖励；而当时官阶二品的六部尚书，一年的薪俸也不过一百五十二两银子而已。
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财政记录显示他在这方面并不清廉。他后来调到蓟州军事当总兵，就有监察官员参劾他的辖区内查不到财务账目。他的军队对他本人的忠心肯定有钱财激励的因素，而他给内阁首辅张居正送礼的事情有张的书信为证。但如果说他贪污钱财是为了个人享乐又不全是事实，他在晚年一贫如洗，连基本生活和治病医疗都没有保证。也说明了钱财只是他的工具而已，是为了达到他的个人目标而采用的手段。
戚继光是一个在人事上圆通练达的人物。在与部队打交道时，他会用金钱激励、宗教迷信、展示自身武力来强化个人威信、提升部队战力。另一方面，他在与文官来往交谈时则可以引经据典、言谈优雅，平日里与他们书信往来、诗书唱和，他的诗集和著作就由当时文人领袖作序。所以戚继光是当时极少数能被文人集团所普遍接纳并引为同类的武将，而不仅仅是文官眼中四肢发达的粗人。这让他的种种军事举措减少了大量人为的阻力和干扰，而得到了远较别人为多的支持和帮助。
戚继光取得了当时军事将领无法望其项背的功绩。虽然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理想，即全面改造帝国原始落后军事组织的雄心，但他已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做到了最好。因为他平定倭寇的光辉战绩，后世争相歌颂和赞扬他，逐渐把他描绘成一个完人。而实际上他是根本不是一个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人物，他有不光彩的财务记录，有给上司行贿送礼的书面凭据，他用迷信和江湖义气统领军队的方式也一直让人诟病。
戚继光与同时代的海瑞有共同之处，即为了实现理想和抱负而上下求索终身不倦。但他不会象海瑞一样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而决不变通和折衷，为达到目的，他可以采用任何手段。他也不会象海瑞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强行去做无法做到的事情，他只为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努力，而且尽一切可能把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最好。他确实做了还多不符合道德规范和违反法律教条的事情，但出发点并不仅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实现他定国安邦的理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与海瑞都是理想主义者，只是所采取的道路不同而已。
戚继光不是一位完美的英雄，但仍然不失为一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