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陶渊明处于东晋时期的污浊社会，是有过奋发有为的宏愿和积极行动的。但“大道不行”，“兼济天下”的人生首要无望实现时，陶渊明便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安贫乐道”的生活之路。他的归隐，不同于那些‘‘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走的是名为归隐实欲显官的终南捷径，也不同于攀龙附凤的归隐，是中国古代“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的传统思想的继承，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格完美思想的体现。
陶渊明归隐后，又遭逢一系列新的打击:住宅两次失火，全家不得已到舟中安身;田地屡遭霜旱虫涝，饥寒交迫，生活日艰:“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宁，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炎火屡焚如，螟蜮恐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藩邓治中》）。尽管处于穷困潦倒中，他始终未曾低头屈服。朝廷请他做官，他拒而不就;刺史大人登门拜访并“馈以良肉”，他“麾而去之”;经常与他饮酒的田父劝他与世沉浮，攀高结贵，他谢绝了:“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且共此欢饮，吾驾不可回”。表现出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气概。
陶渊明和常人一样，从他内心深处，是不愿过贫困生活的。归隐后，也曾产生“‘贫富常交战"的内心矛盾。但是，他从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遗训中获得了完善道德的精神支柱。在政治失意之后，为了达到心理的平衡与平静，他从平淡的自然和宁静的田园生活中寻找到超然心远的诗意境界:“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物质生活与道德情操的比争中，他最终达到了“道胜无戚颜”的人生境地。
陶渊明归田园后，作诗饮酒，安然自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一方面是出于自我安慰，求得心理上平衡，另一方面是顺应了他的“自然之道。在他看来，自己少壮时为求“猛志”的实现，五次（六次）为官，是尽了人事。人事不成，就顺应与自己的学识、修养、人格相适应的心性和生活。在这种“自然”之道支配下，他保持了人格的高洁，“养浩然之气”，达到了“独善其身”的儒家规范。虽然在他归隐后，流露出了某些及时行乐的思想，也放纵于饮酒，“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他读道家的书籍，道家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个人有多种思想成份不足为奇，这看似消极的诗句，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个积极进取的志士壮志难申的激愤语，一个千古高士人生失意的牢骚语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