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打在墙角的老棉鞋上，白灿灿的棉花里子漫不经心地晒着些许阳光。天井的水汽荡不完地荡着，就像童年一寸漫似一寸。氤氲的水汽充斥在童年的空气里，那不见边际的蓝天总是很漫长。
午后的蝉扯着把破嗓子，把整个夏天唱成了一样的旋律。我们就在这样的夏天里咀嚼着乏味，管知了叫“哪哪莺”，终究不知道蝉哪里长得像莺，只是嘴里还这样叫着，脑子里就浮现出它扯着嗓子“哪——咦、哪——咦”的样子，等着别人抓它生生烤了的样子。
叮叮糖总是在这样的午后，神秘地出现在青砖码起的巷角。这条巷子蛰伏着我的玩伴，阿强、二胖、妞妞。跳橡皮筋的时候刚好凑成两队，叮叮糖过来的时候刚好能够把他从巷口堵到巷尾。
那时候卖叮叮糖的是一个老爷爷，挑在扁担上的两块铁随着步子欢快地跳着，也许是等在巷口的我们跳着，谁知道呢！他的叮叮糖从来不收钱，好像只兴拿东西换。塑料瓶子、塑料凉鞋、铁罐子啊什么都可以放进他扁担那头的箩筐里，这一头就是一层一层摊在竹篾上的叮叮糖。
换完了家里的塑料罐子，终于已经到了换凉鞋的地步。猫着腰从墙角出来，以为这样就不会有人看见。出了自家门口一个一个就都直起腰来，拎着手中一只半旧不新的凉鞋，那时候的凉鞋，还是塑料的底子、塑料的面子。至于为什么只有一只，或许总是因为一只就可以换足够的叮叮糖；也许要留一只在原地打掩护；更多的是怕母亲突然问起，好故意拎着剩下的一只，假装去找那早已不复存在的另一只。
自己把鞋放进老爷爷的箩筐里，他从来不接。二胖说老爷爷那枯树枝一样的手是专门用来敲叮叮糖的，看他用一个小铜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竹篾上的奶白色的糖，或者方的、或者条状的糖就分到了我们手里。有时候眼看二胖的叮叮糖比自己的要大一点儿，就会很局促地捏着自己那块儿糖，放在嘴里吃又不是，递回去让他重新换一块儿又不敢。终于还是愣在那里，抬头拿眼睛盯着老爷爷。老爷爷似乎领会了我的意思，却还依旧自顾自收起了小锤子和小铲子，那一把知了似的破嗓子和我说：“小胖哥的鞋大一点……”。然后就摇着他那独有的旋律，走了。箩筐走了，“叮叮”还在；“叮叮“走了，巴望着伸得老长的眼光还在……
我抬起羊角辫看了看二胖那双趴在拖鞋上肉嘟嘟的大脚，又看了看自己局促缩在方口鞋里瘦巴巴的脚丫，然后好像是在给自己的脚下命令：“以后，脚要记住长大一点了。”然后把那点叮叮糖卷起来，像吃果丹皮那样没完没了地打磨着这个下午。
后来，人长大了，终于脚丫也没有记得长大。知道了叮叮糖的来龙去脉，怎样从麦芽中酿出来、怎样融进米糊、怎样在竹篾上摊开。我一点点从大人的世界知道了叮叮糖的一切，刻意或者无意，也一点点失去了关于叮叮糖的一切。
记忆中那个拿着大眼睛傻傻地盯着人家的女孩儿、那些无比聒噪的夏日、那些因为偷偷换了一只鞋而过得提心吊胆的日子，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被时间打磨成一块半透明的玻璃，越是想看清楚，越是迷离。
倒是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墙角，白灿灿的老棉鞋里子上绽放出一日漫似一日的童年，温暖而迟缓地道来。
（于乌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