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曹德旺先生的发家史

1.“我要自己出去闯天下。”声音大得，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激动地说：“我要出去一。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

”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炼，让我想了很多。父亲烟推的被收缴，更激发了我外出天下的决心。在我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所做的事，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独立出去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做政府允许做的事，而且学要会赚钱的生意。

做什么呢？种白木耳。那时候是见很多人都在做，政府也不反对。钱从哪儿来？风英进门时带来了些许嫁妆。我同她商量，把嫁妆卖了，又借了一些钱，凑了几百元，开始种植。我种得很用心。

2.当时促成我想去修车，其实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自己经历了从販白木耳被扣，来工地被烧，突然间感到这是天在亡我，既然我要亡了，就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吧！这是初衷。

我修车，没有收修车费。从刚开始摸索着修到成为一个修车的行家里手，我只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这28天，我没有离开过修车棚一步吃的喝的，都是来修车的民工顺手给的。就像“桃花源”里的那些人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不知道救济的物资到了很多，也不知道赔偿的款早已到达，更不知道营部所有的民工都拿到了救济物资及赔偿金。一直到有一天，营长、教导员盘点物资及赔偿金时、反复核对名单，才发现少了一人。遂问通讯员：“曹德旺跑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来领？”通讯员挠挠头。“曹德旺？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在路边修车的人。他的修车工具还是你让我去港头借来的。那以后就一直在那里修车。这几天还好是他帮忙，不然的话就麻烦大了“去，立刻把他给我找来。”

3.可不知为什么，从到食堂的第一天起，我就发现他们每天都在吵架，和民工吵，他们之间也吵。吵什么？仔细听听，我明白了。其实，主要矛盾只有三个。一个是没有供应足够的热水……（到任何地方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4.和其他炊事员比起来，其实，我只是多了个换位思考，多了点将心比心。

解决第三个矛盾费了些周折。民工营房内从家中带来的粮食、地瓜等会莫名其妙地变少，为什么？大白天，人人都在工地干活，屋里的粮食又怎么会被偷呢？

5.在06工地，我待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一直在连部食堂里，做得很开心。期间，营长曾经想把我调到营部小食堂去，我不干，营长问我为什么。我同营长说，我是农民，为农民服务，只做一点点的小事，农民们都很感激我，今天你给我一把花生，明天他给我一把炒豆，我干得很开心。你们是官，你们的伙食费都是有限的，没有津贴。分菜的时候，一样分你们会有意见；给你们多分些，其他干部会有意见，我也不会做这种事。营长听了我的话，也没再勉强我。过了段时间，大坝准备合龙。高山营承接合龙口任务。为保证按时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高山营从四个连队抽调最得力干将，组建了大坝合龙突击连。我被抽调，成为食堂的采购员。（生存之道）

6.“您是福州人？”我用福州土话问。

是的，我是连江人。”也许是听到乡音，与他的距离感立刻缩小

许多。我用福州话告诉他，这井里的水虽然冰甜，但水里有血吸虫，不能直接饮用。

“我太渴了，只要有水喝就行，有没有血吸虫都没有关系。”

“您等等，坐在这树下先凉一下。我房间里有泡好的凉茶，我去

端来给您喝。”说着，我站了起来，将蒲扇递给他，然后朝不远处的农场宿舍楼跑去。在宿舍里，我泡了一大茶缸凉茶，原是准备下年出工时喝的。其实，我不让他喝生水，并不是因为水里有什么血吸虫，而是我知道大暑天走了那么长的路，一身汗后，如果猛喝生水，人定会生病。（将心比心）

7.他将我这一全副武装后，我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满意地点点头：看来，钱胆衣威，俗语说的“人靠衣装马靠鞍”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山兜农场的销售人员，也是农场的门面，出外销售，和人打交道，模样儿还是很重要的。从那以后，外出的时候，再累也要穿戴齐整，打扮和自己的身份相当。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

8.希望场领导能处理那几个干部子女。可是，干部们却不愿意，一边表扬我，一边敷衍我，说什么反正也没有造成损失，都是孩子，算了。

个没有组织纪律的企业不会发展

个不会发展的企业不是久留之地！

我琢磨着…1976年春节，我回到福清高山。春节期间，有几人拎着礼品到家里来拜年，说是福清龙田人。龙田镇紧邻高山算是邻居。领头的那人见面就夸我做果苗做得非常大，是苗木界的把手。

8.不会吧，40%!疯了！花一倍的价钱来挖墙脚，我是什么呀，不过是一个卖树苗的。这还了得，我的情况，福清人都知道了，钱赚太多，是要拿去枪毙的！(赚该得的钱）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他们打发掉。喝茶喝茶。”我说，“谢谢你们大老远地来看我，不过，大春节的，不提这事吧？

“也好，老曹你春节期间想一想，我们给的条件，很优惠哦。”

9.因此，我的目标很明确，说服高山公社的领导，提供资金，提供土地，办一个玻璃厂，同时，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

只是在当时，办工厂都是国家的事，工厂也大多在城市里办。社办企业，虽然在七十年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我一个农业人口想办工厂，谈何容易。

我决定先找公社企业办主任方仁钦谈谈。

那时的农村，执行的政策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适当集中”。公社办的各类企业多了，管理这些企业的政府机构也应运而生。在县里，叫多种经营办，在公社就叫社队企业办或乡镇企业办。在当时，乡镇企业多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或者开些小手工作坊之类的店面。

10.旧剧场原为城隍庙，现在又成了我们的等建处。办公室设在前厅的二楼，里面办公人员只有6人：主任方仁钦，老吴、小林和我，还有筹建处成立后配备的会计和出纳切都模仿国营企业的管理条例，这也为后来高山异型玻璃厂的连年亏损埋下了伏笔。（我原以为是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连年亏损是我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