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孔子不接受子贡的意见，死了的孔子却可以被任意包装，供庸人们崇拜。所以到孔子去世后，子贡就和孔子的理念全反着来了，他要把孔子塑造成神人、圣人的形象。
在比较忠实的儒家文献《论语》和《礼记》里面，孔子没有对任何“超自然”的现象发表过意见，他一直生活在很现实的世界里面。但稍晚的史书里，却记载了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很可能是子贡神化孔子的产物。
先看第一则。在孔子42岁这年，南方的吴国征讨越国，在今天的地图上，这是一次从苏州到绍兴的进军，但对那时的中原列国来说，已经是最遥远的南方世界。当吴军行进到会稽山时，发生山崩，出现了一些巨大的骨头，一根就可以装一辆车。现在看来应该是恐龙化石。但当时的人不理解，都很惊奇。
吴国到鲁国的使者带来了这个新闻。他向孔子请教这是什么骨头。
孔子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山神，叫防风氏。当年大禹在会稽山召集诸神，防风氏迟到，被大禹杀死，埋在当地。防风氏部族的人很高，都在三丈左右。这骨头应该就是防风氏的。孔子还说，最小的人族，身高三尺（那时的三尺不到今天的七十厘米），最高的人是他们的十倍，就是三丈高的防风氏。
其实在吴王夫差之前，吴国和中原的联系很少，而且42岁的孔子还没当官，也没有接待吴国使者的机会。反倒是孔子晚年的时候，子贡担任外交官员，经常和吴国人打交道，才有可能听说这类故事，再把它的解释权安到孔子身上。
还有两则孔子在陈国定居时的传奇事件，可能也是子贡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陪在孔子身边了，他可以声称是自己亲眼所见。
第一则：孔子晚年周游到陈国，一只隼掉在陈国朝堂上，身上插着支一尺多长的短箭，箭头是石头做的。陈国君臣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种箭，是遥远的肃慎部落用的，这隼应该是从那里飞来的。当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各遥远部落的人都来进贡，肃慎部落进贡的就是这种“楛矢”，周武王大女儿嫁到陈国，把那支楛矢当嫁妆带来了。你们现在到库房查查，应该还能找到。陈国人到保存古物的库房里翻了翻，果然找出了那支箭，和隼身上插的一模一样。
第二则：孔子再次到陈国的第二年（鲁哀公三年）夏天，消息传来，说鲁国都城内发生大火了。孔子猜测说：烧掉的应该是桓公、僖公的庙吧？后来证明果然是这两座。因为按照周礼，国君只能有前三代人的祖庙，更老的要废掉（还有两个更古老的远祖庙，永远不废）。到鲁哀公这一代，桓公、僖公已经在三代之外，现在人没拆毁，天命也要把它们烧掉了。
这两则神异故事，《论语》和《礼记》里面都没有。这些故事里，孔子已经具有了关于神异世界的知识，也有了探究“怪力乱神”世界的兴趣。这已经具有了巫师的职业特征，再往下就是呼风唤雨、未卜先知。
子贡这些神化孔子的举措只取得了有限成功，因为其他弟子很难配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后，有若被安排充当孔子化身，要接受众弟子的提问，表演孔子的预言能力。新创的故事情节是：孔子有预测天气的能力，天没下雨的时候，他会告诉学生出门带伞，然后果然下雨了；一个叫商瞿的学生一直没儿子，母亲想让他娶个小妾，但孔子说不用，他40岁以后会有五个儿子，后来果然应验了。
按照剧情，应该先由其他弟子当众讲出这两则事迹，向有若（扮演的孔子）提问。有若则给弟子们解释自己为何能够预言，并继续提供新预言。结果轮到有若开口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表演，其他弟子看实在不靠谱，也放弃了这个扮演孔子的闹剧。
孔门多数弟子都是按孔子的正统教导读书，适应不了子贡倡导的这个转变，这就是从学者到巫师和算命先生的差距。
孔子去世后，子贡终于挺过了孔门最为萧条低落的时期，把孔子思想传播得更远，同时也把孔子塑造得超凡脱俗，成了庸众心目中标准的圣人。这个过程里面，子贡的官也越当越大，他晚年甚至“常相鲁卫”，就是在鲁国和卫国都当过宰相。
如果没有子贡的一番活动，孔门弟子可能早就风流云散，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关于孔子的很多著作也未必能产生，那将不会有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派，我们今天对孔子的了解，也会像周公、老子一样稀薄而不可靠。
子贡提携同学，尽量给大家找发展机会，也有人不买账。有个叫原宪的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他看不惯子贡拉帮结派，也不愿参与为孔子服丧的活动，躲到了乡间过农民日子。他的观念可能和颜回差不多，最看重读书做学问，洁身自好，觉得当官就要追随当政者，同流合污干坏事。
子贡有次想起原宪，去看望他，应该是有什么职位出缺了，想拿这位老同学顶上。他随行的学生、仆役众多，车队浩浩荡荡驶入了原宪住的贫民区。这里平时都没有车来往，路边长满了荆棘杂草，车队就像在草丛里穿行，最后停在了原宪的破房子前。
原宪出来见客人，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旧衣服。子贡觉得很没面子，说：您日子过成这样，不是太惨了吗？
原宪说：我听说，没钱叫贫，学了道却不能实行才叫惨，像我原宪这样叫贫穷，不叫惨。
子贡被搞得很没面子，讪讪告辞离开了。后来他特别忌讳这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原宪了。这事就成了“原宪居贫”的典故。
子贡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人生的成功，具体说，是富贵，当大官，挣大钱，而不是孔子追求的“道”——合理的政治秩序。这是他和孔子最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