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爷，算是我们家所有亲戚中大家公认的着实人，也是我至今经常会念想的几个过世长辈之一。
着实，在我们河南老家，一般指的是一个人比较厚道、老实、本分，有时也讥笑某个人没出息，但更多情况下属于中等偏好的一个词；用在舅爷身上，感觉真的非常妥帖，老人家一辈子没其他本事、只会种个庄稼，与世无争、平淡随和，不管在我的奶奶、他的二姐面前，还是在我们这些小孩子面前，言语不多、乐乐呵呵，就这么简单。
印象最深地，是舅爷黝黑的脸庞；河南人黄白色居多，像舅爷那样黑的彻底确实不太常见。舅爷经常戴一顶灰色的火车头帽子，脖子中习惯性地打着灰色的围脖，冬天总是穿着灰色的棉裤棉袄，中间系一条灰色的战带（我们那里的说法，通常是长长的粗布条拧成鹌鹑蛋粗细，系在棉袄的中下段，相当于腰带），可以说，舅爷与灰色有缘，正像他的一辈子一样，没有什么靓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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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娘家，是距离我们三里远、隔了两个小村庄的杨营，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也就是我唯一的舅爷。在现存最早、1969年春节全家福中，除了爷爷奶奶、我的父母叔婶、我的兄弟姐妹，舅爷是唯一的编外成员，不，应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之一。非常可惜的是，这张老照片毁损非常严重，舅爷的上半身几乎模糊不清，目前已经找不到舅爷生前的相关照片。
舅爷大名叫长有，十分常见、接地气，尽管一辈子也不怎么富裕。听老辈人讲，舅爷并不是亲生的，具体怎么回事，一直没有人说清楚，也没有人去关心。在我的记忆中，舅爷和奶奶、也即他的二姐最亲，隔三差五就来我们家，二姐长二姐短地叫着，碰到什么农活就会搭把手干着；奶奶通常会“长有、长有”地叫着舅爷的名字，有时也会嗔怪“唉，你这个人咋就真着实哩”，语气中透着亲热和无奈。
我们家从上到下，都和舅爷比较热络。倔强耿直的爷爷在舅爷来时，也会有难得的笑脸。我的父母都会很亲热地说“舅来了，快屋里坐”，不管再艰难，也会想办法炒俩菜来招待。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是说不出的亲近舅爷，他戴的帽子围脖、旱烟袋等等，我们都会试着戴一下、比划着抽一下，舅爷往往不会拒绝，总是笑呵呵地，我们也乐呵呵地，非常温暖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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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思的是每年到舅爷家走亲戚。从奶奶那辈算起，她娘家算是老亲了；按照我们当地风俗，每年正月初二是雷打不动走老亲的日子，之后才能走其他亲戚。
舅爷打了一辈子光棍，住的房子类似现在城市的一室一厅，进门是客厅，也算卧室，靠着东山墙放一张床。里屋是厨房，光线不太好、暗乎乎的，砌着锅台、放着水缸，摆着木架、堆放各种物品。房屋四周空空落落、没和其他住宅连的太近，前面是一片宽敞的空场地，再往前是一个大大的菜园子，里面种着各种瓜果蔬菜，因为主要是上农家肥，空气中经常会飘来浓浓淡淡的臭味，好在农村人已经非常习惯，并没有感觉什么不妥。
每年正月初二早上，我们几家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十多个，在二叔、三叔的带领下走着去舅爷家串亲戚；因为人多、又是早上，耽耽搁搁凑齐人数、晃晃悠悠走到舅爷家，往往已经八点多了。而通常这时候舅爷已经做好一大锅大杂烩汤、熥好油条和枣卷馒头，请邻居家帮助炒几个热菜，从左邻右舍借来桌子和椅子，一切准备齐当，就到村头迎接我们大部队的到来。
对舅爷来说，这是每年唯一一次人数众多的场面，也是他最忙碌、最高兴的一天。一般情况下，二叔、三叔及我的大哥、二哥在主桌上陪着舅爷喝两盅；我们这些小孩子安排在在另一桌，抢筷子的、要饭碗的、吃油条的、想吃菜的，好一顿忙乱才能安顿好。舅爷总是乐呵呵地，不时地招呼另外一桌子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娃们儿，多吃菜，都吃饱啊”，脸上堆满了笑，本来清癯的脸，皱纹堆积更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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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在外面读书工作，逢年过节才回老家，偶尔才和舅爷见一面，老人家总是一如既往的言语不多，但总是关心，总是说“在外面不容易啊，可得照顾好自个”；舅爷之后的相关情况了解就更少，甚至包括具体哪一年过世，我也搞不清楚了，印象中曾经在某一个春节去给他的坟头烧过纸，就再也没有去过。
舅爷后来上了年纪，面临着如何养老的问题；在各方的撮合下，过继了本家族一个孙子辈，小名狗子，大名反而很少有人叫了。狗子好像是当过兵，红光满面，见人笑呵呵，对舅爷比较孝敬。奶奶在世时常说，长有也算有福啊，有些亲的都不一定能照应那么好，狗子是好人呐。
狗子还是一个厨师，我家红白喜事经常请他过来帮忙。而这时候，舅爷也就一起过来，帮着做菜的狗子忙乎一些事情，比如烧开水、上蜂窝煤等等，恍然间让人感受到家人般的亲情和温暖。
舅爷去世多年，我还时时想起正月初二走亲戚的热闹场面，想起舅爷站在村头翘首遥望的情景，想起舅爷给我们发一角、两角压岁钱的情景，想起小堂妹吃完饭后哭闹着非要把礼品重新要回、舅爷一脸乐呵呵的情景，想起舅爷黝黑的脸、凸起的青筋、熏黄的手指甲，以及晚年因为有病不停抖动的手……
一切的美好已经成为珍贵的回忆，注定会时不时地从内心某个角落泛起，温暖我们自己最柔软的部分。
舅爷，一个着实的人，平凡而又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