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在讨论“大师逝去”这样的话题，尤其是看到某人逝世的新闻……也许这些行为是在“蹭热点”，可伟人的逝世之所以会成为热点，不也正因为我们害怕“大师逝去”吗？或者说，我们害怕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还记得去年，我和朋友相约坐火车去北京听钱理群先生和洪子诚先生的讲座，到了门口才发现已经堵了百十号人，有的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赶过来。我们感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两位老先生同框的机会，有一次也少一次了。”是的，我们之所以会愿意千里迢迢跑过去，不仅仅是为了向本专业的宗师朝圣，更是因为害怕这个时代结束。
布鲁姆有一本经典，叫做《影响的焦虑》，他也提到了这种恐慌。因为曾经有那么一群大师，有那个“黄金时代”，所以作者们陷入了焦虑：如何才可以避开前人用过的套路，做到不炒冷饭？是否一不小心就成了抄袭？又或者是否永远无法创作出超越前人的作品？
季羡林、饶宗颐、钱钟书、王国维、汪曾祺……他们创造的辉煌，都是后代人的恐慌，所以90年代以来的“第三代”拼命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戏谑、反讽、吐槽，宣称“新的时代到来了”……然而亦如布鲁姆所说，他们陷入了另一重“影响的焦虑”。我们不能模仿他们，我们也不能刻意不模仿他们，于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期盼他们永远不走。
任意一个现代后现代的作家都可以写出比《荷马史诗》更擅长修辞更结构巧妙更错综复杂的小说，但没有人会写出《荷马史诗》。现在的小说家在小说技巧上超越《红楼梦》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余华、苏童、毕飞宇、莫言……每一个都做得到，但剩下的半部《红楼》，任何人也续不了。
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就像是一个明摆着的圈套，说尽了布鲁姆八章的内容——经典树立起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诗的历史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所以创作者对于前辈大家无法避免地存在焦虑，既害怕他们生，以致于自己永无出头之日，又害怕他们死，以致于世间再没有真正的经典。
于是黑格尔说，“文学已死”。十年前先锋作家马原也说，“文学已死”。但每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也都只能看到他们所在的那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切片来看，都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永远有其他世界所不曾有机会经历的美好。任何一个时代切片来看，都是最糟的时代，因为它难免有一些弊病是以前没有机会暴露的。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中感受着“影响的焦虑”，于是害怕文学死掉，就索性自己说出这句话来。然而他们的实践却让我们看到，文学从未死去，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重生了罢了。
于是没有关系，固然我们仍在害怕“大师逝去”，但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大师又会重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除了娱乐，也有经典。”死是无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