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的街坊都说我是姐姐的“跟屁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姐姐走在哪儿，我老跟到哪儿。长大后我明白了，他们这样说是逗我玩呢！可是，小时候听到这话我就有些不乐意了。“我才不是‘跟屁虫‘呢！”我嘟噜着嘴冲他们嚷嚷。

“山儿，快走喽！”听见姐姐在唤我，有人又开始起哄了:“快去吧！要不姐姐走了……”我跳着跑着追姐姐去了，她已经站在门洞等我。看我过来，她先蹲下身子掏出手绢擦了擦我的小脸儿，然后笑嘻嘻对着我说:“看我脸上的雪花膏抹匀了吧？”我仔细朝她脸上巡视了一番，一本正经回答:“抹匀了！”

姐姐脸上哪儿抹的是雪花膏啊！，明明擦的是香粉儿，两种味道我还是分得清的，香粉味道比雪花膏要冲一些。我姐姐爱臭美。

姐姐领着我出了巷子过了一条马路，就到了她工作的地方。那是临街的一间大屋子，里面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每人手里都捂着一只大罐头瓶子，里面沏着酽茶。一年四季，墙角那只大铁炉子上都坐着一壶热水。

这间屋子是公交总站休息室，长条椅子上坐着的女子是售票员，抽着烟的男子都是驾驶员。工作间隙，他们坐在休息室喝喝水聊聊天。有时听到一个人说了句俏皮话，满屋子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如果这时值班主任沉着脸进来，那笑声戛然而止，这些人立马散开各自忙去了。

休息室外，停着几辆花花绿绿的公交车，有黄颜色的，也有红颜色的，煞是鲜亮。那帮年轻人陆续从休息室里走出来，钻进了这些车子，他们的青春，都消耗在了城市的道路上。

一般情况下，每辆公交车上都配有一名男司机，两名女售票员。随着汽车引擎轰鸣声响起，车子载着形形色色的人从总站出发了，经过一段路程，又回到了起点。每天，这些“铁盒子”都循环往返着，送走了一拨人，又拉回一拨人。

姐姐就是众多女售票员里的一位。那时她参加工作没多长时间，形象气质俱佳。她往那人堆里一站，回头率刷刷往上升。我跟在姐姐的身后，倒像只灰不溜秋的小兔子，不仅要提防着值班主任，还要尽量掩饰自己的身份，怕乘客看出我是售票员的家属。所以一上公交车，我要装得像一个乘客似的。

姐姐售票的这趟车开往火车站。那是一辆红色的公交车，也许跑得时间久了，像一只爬行的“蜗牛”。我坐在紧挨着姐姐卖票的一个座位上。只要跟着姐姐上班，那个座位就是我的专座。

大多数时间，姐姐都是站着售票的，因为老有乘客上来，她不得不经常站着。那时，常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枣红色木质票夹，打开盖子两边各夹着几沓纸质车票。票夹背面还有一个小抽屉，是用来盛硬币的，纸币都夹在她手里拿着的一个大铁夹子里。

虽然我对姐姐的票夹产生过好奇，但是姐姐从未让我动过。那个票夹不是放在姐姐的手里，就是静静躺在她的包里。后来才知道，各行都有行规，外人是不能随便动票夹的，当然我也不例外。

姐姐卖票的时候，动作很麻利，一边撕着车票，一边还要收钱找钱，我就坐在她旁边静静看着她。蹭车的时间长了，老“蜗牛”沿途经过多少站，都路过什么风景，我了如指掌，就像姐姐报站名一样，轻车熟路。

成天跟着姐姐，我算过足了车瘾。车子一趟一趟从猪羊市开动，到火车站折回，循环往复着。我不仅看了一遍又一遍沿途的风景，也渐渐明白姐姐工作的辛苦。她从踏入车子就开始向乘客报站名，等到车子收班的时候，那些站名已经从她嘴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由于在公交车上卖票老要扯开嗓子喊，每天还不敢喝太多的水，所以一个班跑下来，姐姐回到家就不愿多说话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心情不好，其实不然。她一天说了那么多话，只是想让嘴巴安静一会儿。

姐姐是个热心肠的人。记得有一次，姐姐很晚才回到家。进屋的时候，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着格子衫的小姑娘。我们不认识那个姑娘，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她:也就十五、六岁的学生模样，扎着一根齐腰长的黑辫子，个子不高，一开口说话脸就红了，很腼腆。听她的口音是附近某个县的。

原来，那个姑娘从县里专程来到市里，是找她哥哥的。她哥哥在三十里铺的一个工厂上班。她早晨从县上出门，辗转到市里已经快晚上了。还算幸运，她赶上了姐姐的那趟收班车。

车子到了二十里铺，此时天已完全黑透，小姑娘下车了，一个男子也跟着下了车。看到这名男子跟在小姑娘身后，姐姐突然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那男子明明买的是火车站的票啊！他怎么提前下车了？

关闭的车门又打开了，姐姐的头伸出窗外，向夜色里姑娘的背影喊了几声。这几嗓子还未把那姑娘喊醒，倒是把心虚的男子先吓跑了，末了，姑娘才清醒过来。

在姑娘下车的背后，是一片菜地，穿过那片菜地，就到她哥哥上班的地方了。姐姐看那天色已晚，姑娘只顾着低头赶路，而没有留意身后还跟着一只“狼”。如果此时不加以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夜，姑娘没有再找她哥哥，而是很听话的跟着姐姐回了我们家。第二天，姑娘跟着姐姐重新坐上车去三十里铺找她哥哥了。

那姑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即使过去了很多年，她仍和姐姐保持着联系。

而对于我而言，其实姐姐也不是我的亲姐姐。她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是小时候我在姐姐家寄养了一段时间，打那以后，我就真的有姐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