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吃鸡蛋。肉末蒸蛋、番茄炒蛋、油炸荷包蛋……几乎啥吃法都能成功挑起我的食欲。
小时候，能有几个鸡蛋吃，绝对是令人艳羡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在重庆锻造厂医务室工作，我家就住厂里宿舍楼。厂子小，只有四五百人，地处郊区，周边都是农田鱼塘。每天清晨，我都在附近农村“五星广播站，现在开始对社员广播……”的高分贝喧闹中醒来。
眼闭着，母亲熟悉的气息氤氲而至。眼睁开，一只白水煮鸡蛋已热腾腾地摆在面前：“乖，把蛋吃了，妈妈上班去了啊！”
于是爬起来，洗漱，慢腾腾吃下鸡蛋，背书包上学。另一只蛋，是留给弟弟的。父母只吃厂里食堂的黑面馒头、稀饭，运气好的话或许会有包子，不过包子里没肉，只有切碎的大白菜。
从部队转业的母亲工资算高的，每月大约六十块，几乎与厂长齐平，比在研究所工作的父亲还高出一截。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我家还略略比厂里许多人家过得宽松一点。
但那时食材缺少，即便有点余钱也没啥可买。厂区外面就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油辣铺，除了一点米面，几只大缸里的酱油、醋，也没啥可吃的。厂里食堂常常缺米少油，有时去晚了，饭甑子空空如也，一家人只得靠包谷粑充饥。每次，一看母亲又端回几个干巴巴的包谷粑，弟弟就会一瘪嘴哭起来。
“我要吃‘嘎嘎’，我要吃肥嘎嘎！”（重庆方言，即肉）成了弟弟的口头禅。大人们故意逗他：“为啥要吃肥嘎嘎？”才学会说话不久的弟弟大着舌头说：“肥嘎嘎油多，管饿呀！”
母亲总是想法让父亲因地制宜去弄些食材：打青蛙、捉黄鳝、摸田螺……凡能弄到的都去弄。父亲虽一介书生，但在安徽乡下长大，也是个能吃苦办法多的人。肉很难弄到，但鸡蛋还不时能搞到点，不过也不多。父亲每次悄悄带鸡蛋回来，都会“嘘”示意我们不要嚷嚷，说拿东西和农民换的，这叫“投机倒把”，要遭处罚的。
啥叫投机倒把，我不懂，但隔三差五有一个鸡蛋吃还是不错的。
七八岁时，我莫名其妙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住了院。起初，母亲每天下班后挤一个多小时班车来照顾我。等病情好些后，她便隔天过来一次，每次都端一只大碗，里面装着几只白水煮蛋。
我照例心安理得享用了。有时一口气能吃三个。隔壁两个小病号常倚门一边偷看一边流口水。有一次，给我抽血的医生说，都说北方人重男轻女，你看你爸爸一点都不。我问她你怎么知道？她说为保证你的营养，你弟弟一个月都没鸡蛋吃了呀。
虽然还小，但那时已开始懂事。望望手里没啃完的蛋，我突然吃不下了。不知是内疚还是真的吃多了，从那以后，每次吃煮蛋我都有些喉咙发哽，总觉得自己不该霸占了弟弟那一份。
母亲看我不怎么吃，着急起来，开始改变烹调方法，拿酱油、八角、生姜等加水卤了给我吃。毕竟是小孩子，哪经得住那香味的引诱，很快又胃口大开。
住院两个月，不晓得多少个鸡蛋下了肚。出院，病愈，渐渐地再不想吃这种整蛋了。“你看隔壁家几个孩子，眼睛都望绿了呢。身在福中不知福。”母亲一边气哼哼数落我，一边继续改进烹调方式，绞尽脑汁想让我多吃些。也是，除了鸡蛋，那时还能吃上什么营养一点的东西呢？
八十年代，我读高中了，能吃的东西开始多起来，鸡蛋也不算啥稀罕物了，菜市场有，商店里也有。母亲“研制”的拿手菜“虎皮鸡蛋”开始有了用武之地。这菜美味但特别耗料，一盘成菜至少得用上五六个鸡蛋，摆盘出来才像个样子。要在以前，可不敢这么抛撒。现在可以不考虑原材料来源，吃完了，自然有地方买去。
做法稍嫌费事，但不难。生鸡蛋几枚丢开水锅里煮熟，捞起，剥壳，一刀对剖两块。接着坐锅烧油至青烟飘起，把蛋一块块炸至金黄，捞出装盘摆成一圈儿。再将酱油、醋、少许白糖、花椒面、味精与麻油放碗里搅匀，加入剁碎的姜蒜后，均匀淋在鸡蛋上面，最后撒上切细的葱花。
但见鸡蛋金黄如斑斓虎皮，葱花嫩绿似三月柳梢，黄黄绿绿怎一个养眼了得！一口咬下去，蛋皮炸得香香的，里面咬着嫩嫩的，味道咸鲜回甜又裹着一股子麻辣，我一口气能吃七八块。
从高中到大学，从单身到婚后，这道菜从未吃厌过。如今，十一岁的儿子和我一样爱吃这道菜。有时家里没鸡蛋了，也不用去超市，他自己会跑小区里的自动售货机上去买，很方便。蛋是绿色有机蛋，味道不错。
儿子那吃相颇有我当年的风范，吃着嘴里的，眼睛盯着盘里的，吓得我连连阻止，怕他吃多了不消化。“要不要这么饿痨饿相，又不是饥荒年月。”丈夫望着他，啼笑皆非。
是啊，如今什么买不到啊。想来儿子这副馋相，不过是饥饿的自然反应，是对“妈妈味道”的真心认同。而对于我来说呢？母爱的醇厚，岁月的况味，尽皆交织于一只小小的鸡蛋身上了。
来源：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
作者/程华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