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最近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影院看完了一部艺术片。名字很长，叫《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也忘了之前是在哪儿看到的安利，反正就在我list里躺着，刚好来一趟北京，一看小西天竟然有放映，左右也没有别的安排就带着队友去了。
去之前凭借模糊的印象，我一直以为是部纪录片来着，开场了才知道是改编的苏童的小说，采用了一种近似纪录片的镜头风格，挺有意思。但是看到最后，竟然一时间不知道作何评价。隔了一周，这才多少回过味儿来，敢做一做判断，也敢妄言一些批评了。
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初期的甘肃偏远农村，一名在当地擅画白鹤的老人身患疾病，时日无多，却心心念念着想要入土为安、“乘鹤西去”。但当地已经开始厉行火葬，儿女们也对老人的固执颇感无奈。老人只好在与孙辈们的情感互动，和对“白鹤”的希冀幻想中犹豫徘徊...最终走向了一场苍凉的悲剧。
泥土的反叛
这部片子打眼一看，很有“黄土地”味儿，又有几分贾樟柯味儿。但又更个性，在如今满屏的蓝绿色调或黑色美学、低饱和轰炸、高对比风格之中，发出了一声泥土的嘶鸣。
电影的画面很好看，真实的西北风物之中，又有炽烈的阳光。这种阳光不仅是画面中真正的毒辣的日头，还有如同泥水横流的野草般的生命力。明亮的色彩、强烈的饱和，勾勒出一幅符合现实形象又不在刻板印象之中的西北画卷。
看到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泥里打滚，在水渠里洗澡，看着男人女人们在阳光下水波中割水草、看着老人们在大树下下闲棋、嚼舌根，你可能不会立即想起C'est la vie，但一定也会想起炊烟和茅草的气味。
伪纪录片的美学风格也很好地放大了本片全部由业余演员出镜的优势，这些真实生活中的乡亲、友人、亲人，在互动中有笨拙、有羞怯，但又有细节处的熟稔和信任。
像孙子和爷爷之间互相轻扇巴掌的玩闹，像兄妹之间通电话时委婉的埋怨和试探，像老头们聊起死亡和安葬时的随性和直率。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原汁原味的乡音，而不是后期配音和别扭造作的“播音腔魔改方言”。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像一群风格鲜明又憨态可掬的陶土罐罐，平日在角落里蒙尘，看似不起眼却透露着你不得不亲近的稚拙之美。
但当你拂去偏见的尘土细细打量，突然感到心脏被攥住，好像你们理所当然地与他们共享着同样的祖先，你也品尝过今年地里种多了的西瓜和中秋要献给月亮的花饼子。你也会躺在茅草堆上正对大太阳暴晒而无所事事，也趁着大人不注意摸了刚下的鸡蛋去土灶里油煎后囫囵吞下，唇齿留香。
因为天然，所以理所当然，因为理所当然，所以美得自然。村落里有不听话的羊群，有土坯的矮房和苍蝇乱飞的后院。小巴和金杯车在土路上狭路相逢，远远的墙上画着白底的广告语，村头破落的小卖部被汽车的尾气慢慢熏黑。
泥土的反叛无声无息，就像老父亲脸上岁月的刻痕。真实无避忌的镜头之下毫无矫饰，但又看到粪土里顽强地长出来的美，导演对家乡的爱坦荡而赤诚。我真心赞成这样的美学，我盼着它在我们的银幕上更多一些。
音乐性的悖论
但视觉上的美无法挽救节奏和结构上的空白，对音乐和自然音效的依赖也并不能实现导演意图中缓和的效果。这是非常失败的，至少让电影的评分凭空减了一星。
这里的标准当然是基于艺术片来要求的，但艺术片也要讲求基本的叙事线索和影片节奏。文学性和艺术性可以包容时空的琐碎和跳跃，但不能赦免空中楼阁式的放任自流。
本片使用了很多的乡土音乐和自然音响，但并不能弥补影片音乐性的匮乏。导演对音乐性的理解似乎陷入了某种奇怪的误区，刻意拖长揉碎的叙事线索几乎成为互不关联的闲篇。音乐性对流动的要求被割裂开来，塞满了景观展览式的“推销”。
对，推销，将叙述的重心和焦点强行模糊，然后塞给观众一些不是奇观的奇观和不是奇情的奇情，或者没有毒性的奇观。既没有早已泛滥的感官刺激，更没有因果发展带来的悬疑，实在把艺术片容易自说自话的雷区来来回回地趟了一遍，又一遍。毕竟如今的城市青年即使再悬置于乡土，也不完全是没有见过猪跑的“摩登儿”。
音乐性是什么？就是以某种韵律结构起来流淌的时间，是后退一步看待所展现的生活。而不是音符之间机械的拼凑和尴尬的配合。
你不难发觉本片陷入了这样一种“音乐性悖论”：被切开的叙事没有流淌起来，但视觉上的展演却比刻意的配乐更有韵律感。但这还不算最要命的问题。在上述的这样一种美学上的失衡中，故事的焦点也随之发生了漂移和模糊。
全片直接展现核心矛盾的段落除了结尾高潮之外只有一处，但这两处合在一起的画风又和全片那种盎然的生命赞歌式的美学取向发生了断裂，像交响乐团中故意捣乱且自以为幽默的鼓点和管乐器，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仿佛演出的指挥已经年老色衰，又像一位面对满屋子荷尔蒙爆炸的青少年而气急败坏的班主任。
似乎主创们陷入了对留白和话外之意的某种偏执，但忘记了暗含褒贬不是没有褒贬，批评可以成为弦外之音但不能成为杂音。可以大鸣大放的时候，请不要再捏着嗓子说话。
艺术片的含蓄也正是它的特权，该上硬菜的时候，就别放料理包了。
此地空余？
这个故事可以用悲剧二字概括，但这悲剧讲得不能让人信服，甚至让人一头雾水，实在是可惜的事情。
就像本文的题目，我不禁想问的是：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什么呢？
我们的创作者饱含热忱和汗水做出的作品，却不能很好地传达自身的艺术追求，这实在是奇怪。是不是我们对艺术片的标准和要求，也出现了模糊和失焦呢？
独标高格或者阳春白雪，对于艺术片来说是可以有的任性。但所谓“艺术片”，不过是为了反抗市场加诸于商业片的枷锁，为创作者留出自由喘息的空间而已，并不意味着艺术片的好坏标准与其他影片完全不同，还是要遵循基本的逻辑。否则那就不是艺术片，而是影像实验了。艺术片也要讲故事，更要讲好故事，不要在好不容易避免了标签化、类型化的窠臼之后，又陷入了孤芳自赏、自我论证的怪圈。
偏远老旧但生机勃勃的村落、淳朴固执安土重迁的老人，新时代推行火葬的要求和乡土社会中对竖碑立坟的安全感，最终堪称极端的故事走向。。。本讲出优秀故事这一切要素却在扭曲的音乐性中莫名其妙地就那么“浮现”了。
比如本片中白鹤意象的展现。西北地区固然没有白鹤生活，但以寿木上出现的形象而言，作为传统文化中“沟通仙界的坐骑”的白鹤，自有其合理之处。
但“白鹤”与“往生安息”概念上的唯一对应，以及“等待白鹤”这一相当后现代的戏剧桥段而言，却没有展现其逻辑基础。
我最感到奇怪的是，如果说老人执着的是“入土为安”，那和“驾鹤升天”之间没有建立足以让人信服的必然关系。
是当地有浓厚的白鹤文化意涵吗？还是白鹤有着其他“往生”意象不可替代的特质？除了可以推测出老人是当地有名的寿木画家，擅画白鹤以外，用且仅用白鹤来代表人物认可的“安息”，却不充分说明理由，哪怕是镜头远景或者边边角角中的细节、对话行动的蛛丝马迹都没有，这可不是电影该有的“留白”。
而如果说老人想要的是树坟立碑、有棺有椁（也只有这样才好和“火葬后化为飞灰”相对应），结果却采取这样一种“谁都找不到”的“办法”以实现与现实的妥协。那除了加强情感性上对“一刀切”的控诉，好像也不能使所有观众认可。
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看过苏童的原著，因此不知道原著中的处理和逻辑为何，因此仅仅针对影片的处理和展示的来龙去脉而发出批评。并非扩大化地对原著的批判。
我只是希望，艺术片的创作者们在追求艺术之外，也能明白自己的受众需要的不仅是美的展演及其享受，更有善与真的信服。后者不仅能使美与艺术得到完全，最终也可以丰富人。
而这，也是电影艺术最大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