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在燕地和辽东宣布谋反。
弑君高手臧荼果然人心叵测,公开和汉朝决裂。
燕地在中国北方,民风强悍,臧荼统帅的是骁勇的边军。
然而致命的问题是,臧荼背叛得天下人心的刘邦,师出无名。
为了把臧荼斩草除根,刘邦决定率军亲征,以汉高祖的威望镇压叛徒,安抚燕地,汉军先后在龙脱和易下等地击败臧荼。
燕军败亡的速度实在够快,七月份燕军叛乱,到了九月,燕军就败亡了。
刘邦把臧荼斩首示众,警告蠢蠢欲动的不法分子,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诸侯王拥兵自重是一个影响汉朝统一的难题,就连刘邦也感到棘手。
刘邦手握精兵强将,不畏惧各路诸侯王。
如果诸侯王接二连三造反,刘邦就难以应付,疲于奔命。
刘邦再三思考之后,册封发小卢绾为燕王,让卢绾以臧荼为戒,坚决为汉朝效死。
卢绾和刘邦从小就是狐朋狗友,情比金坚,不重用卢绾,那重用谁?
卢绾一跃而为燕国最高长官,掌兵八万,这是刘邦给的福利。
刘邦对诸侯王的期待是:汉朝给你们封国和军队,你们要有辅政之功,支持汉朝大一统,绝不能搞分裂。
刘邦总结臧荼叛乱,诸侯王一旦拥兵自重,就会人心险恶,和汉朝搞对抗。
项羽当年册封十八路诸侯,不到一年,就天下纷争。
刘邦要引以为戒,以高祖的威望,安抚各路诸侯。
可是后世子孙呢?比方说还很小的太子刘盈,他能镇得住这批长期征战的诸侯吗?
答案是不,刘盈涉世未深,手段不够,英布等人必然不服他。
建国之初,刘邦派名嘴陆贾出使南越国都番禺,劝降了“南越武王”尉佗。
为了缓和百越和中原人的矛盾,尉佗施行“和辑百越”的方针,双方可以通婚,相互尊重彼此的习性等。
要是投降汉朝,就能够保全南越国,要不然,十万汉军将兵临城下。
陆贾顺利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被册封为太中大夫。
刘邦举办登基大典,满朝文武聚在一起讨论都城所在。
刚开始刘邦打算要效仿周成王定都洛阳,因为洛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优点多多。
不少山东籍的大臣也说:“洛阳东有成皋关,西有崤山,此外还有洛河和伊河为天险,可保住大汉王朝的国都太平。”
之所以选洛阳,因为这些山东籍的大臣认为洛阳距离家近,衣锦还乡更容易。
不过风水大师娄敬不同意。
娄敬认为这些山东籍的大臣都是胡说八道,而是极力主张以长安为国都,他一阵见血地指出:“洛阳地方太小,不如长安那么大,一旦遭到围攻很难坚持得下去。”
另外,长安处于关中地区,只要在此定都,就可以驻扎数十万兵马,扼住中原的咽喉,汉朝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娄敬和一群山东籍大臣舌战,这叫舌战群儒,不亚于诸葛亮。
最终刘邦把目光看向股肱之臣张良,张子房肯定有高明见解。
张良也认为长安风水好,有萧关和函谷关等四道关卡为天险,足以保障大汉无虞,是建都的极佳选择。
刘邦这才下定决心定都长安,册封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
公元前202年五月,刘邦率领数十万雄师来到长安城,下令兴建新城,在正式竣工之前,他决定先居住在栎阳宫中。
刘邦颁发皇帝诏书大赦天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关心时政热点,带领西汉王朝发展壮大。
其一,关中地区经历多年战火,经济欠缺兴建。
因此刘邦规定,诸侯子弟还有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赋役,要是已经回到原有籍贯,免除六年赋役。
这是为了让豪强地主过上小康生活,而不是盘剥他们的子女。
此外,但凡是在山野避乱的老百姓各归原籍,恢复原有的土地房屋。
各地官吏都要依据法令监督百姓,不能强迫侮辱手无寸铁的平民。
这是汉朝带给平民的一个福利,鼓励平民重新拥有自己的财产。
这体现出刘邦的帝王仁慈,肯为平民着想。
在楚汉战争中不少老百姓为了生存而卖身为奴婢,现在各自恢复回原来的平民身份。
其二,免除前秦军吏士卒的死罪,一律既往不咎。
此外,只要爵位不满七大夫的有军功者,都可以晋升为七大夫,免除这些人的徭役。
其三,秦朝末年管理欠妥,各地郡守和县令、县尉等官员趁机捞取好处,有不少干部贪污受贿。
刘邦规定:从今往后,各地官员都要按照法令办事,不能越权行事,还要尊重有军功的将士、退役武者,误事者一旦被发现则依法惩处。
刘邦还下令在洛阳南宫举行宴会,吃完饭再干活,为建国庆祝干杯。
在会上刘邦举起了酒樽,问起一个众臣很感兴趣的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先天下者何?《汉书·卷一下》”
刘邦在考核众大臣的智慧,到底我能打下汉朝江山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只有我能一统河山?反观项羽,曾经拥兵四十万,却自刎乌江,最终还是走向了败亡。
百官最终推选出王陵和高起为代表回话。
王陵先发言:“汉高祖愿意把得到的好处都平分给有功之臣,和大家同甘共苦,而项羽不愿重用贤能之士,赏赐太少,一毛不拔,最终众叛亲离。”
刘邦的心中自有答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王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刘邦说:“我麾下有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供应粮饷和治国安邦的萧何和攻无不取的韩信,我人尽其才。”
“反观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左耳进右耳出,不把范增的远见当回事,这是项羽的失策。”
满座皆惊,这的确是最佳答案。
刘邦已经发言,群臣无人敢反对,纷纷叫好。
建国初期的刘邦迫切地需要一部法典,迅速在全国推行,作为汉朝管理全国的有力依据。
此任务,非知晓天文地理的萧何完成不可。
萧何告诉刘邦:“秦律虽然残暴,但是它依然有与时俱进的地方,比方说秦律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和具律都不需要作太大的改动,可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刘邦全权委托萧何制作法典,鼓励萧何有创新精神。
萧何开始酝酿写这本著作,他见证了秦朝走向灭亡的全过程。
在秦末,大肆征收徭役和各种赋税,很多人家妻离子散,民不聊生。
萧何主张以理服人,西汉王朝必须休养生息,搞经济建设。
萧何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历时将近一年时间萧何写出了《九章律》,也称之为《汉律九章》,在全国推行。
请大家注意一下,一直到东汉末年,《九章律》这个名字依然没有修改过,修改的是内容,萧何著作的伟大就在于此。
刘邦翻阅着这部厚厚的《九章律》,内心感到十分满意。
九律指的是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和具律,在此基础上萧何多加了户律、兴律和厩律。
到了公元200年二月,萧何大力修建未央宫,建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和大仓,看上去规模浩大。
刘邦一看,萧何居然挥霍国库和消耗那么多人力大肆扩建宫殿,这岂不是浪费人力财力吗?国库会不会亏空呢?
当刘邦派人来问的时候,萧何老实说:“皇宫代表王室的尊严和权力,我扩建到一定规模后就会罢手。”
与此同时,刘邦派遣叔孙通负责制定礼仪制度,革除秦朝那些旧时代的礼仪。
叔孙通的特长是精通儒术,是一个才高八斗的大学问家,当初楚怀王被迁往长沙之后,叔孙通效忠项羽,在彭城之战前夕叔孙通才投靠刘邦。
项羽至少冷落过三个顶尖人才,除了韩信和陈平之外,当属叔孙通。
他主张删繁就简,礼仪要自然得体。
上朝会时,讲究秩序,严禁鲁莽的猛将们争夺发言权,彼此争论不休。
根据叔孙通的规定,在朝会开始之前,武将和文臣先进入殿门,武将排队站在西边,面朝东;文官站在东边,面朝西。
谒者说“趋”,意思是刘邦快要来主持朝会了,群臣必须肃然起敬。
等到朝会开始之后,谒者要是说一声“停止”,群臣之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行为不符礼仪,要被负责纠察的御史抓出去。
作为西汉初期礼仪制度的奠基人,叔孙通立下汗马功劳。
此外,叔孙通还写过不少让刘邦很满意的高分著作:《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和《律令旁章十八篇》等。
汉初经济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农田都遭到毁坏,农民工作积极性不高,刘邦决定实施三项措施。
第一,以军功授田宅,有一部分在楚汉战争时期立下军功的士兵回到家中耕田,提高农业产量。
第二,重农抑商,商人不能穿昂贵的衣服和乘坐豪华马车,必须老老实实交税,为充盈国库服务。
第三个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国家向农民征收土地产量的十五分之一作为田税。
刘邦规定地主只能征收百分之五十的地租,要不然,依照《九章律》进行惩处。
刘邦在长安修建天禄阁和石渠阁等大型国家图书馆,地点在未央宫以北,供皇室子弟和儒生浏览。
除此之外,刘邦还在夏朝的兴起地涂山建立了禹王庙,不忘华夏民族的祖先。
刘邦还专程到孔子的诞生地曲阜,以规模盛大的太牢礼仪祭奠孔子,纪念这位儒学大宗。
太牢是天子专用的仪式,平民不能效仿和举行。
称帝后的第二年,刘邦下令修建一座高祖陵寝,临近渭河,对面就是长安城,在高台上,就能望见巍峨的长陵山。
秦始皇大兴土木,兴建秦始皇陵,而高祖陵寝却并未劳民伤财。
这是刘邦的精打细算,劳民伤财只会激起民怨,影响国家公信力,而刘邦量力而行,避开了这种可能。
中原经过秦末和楚汉战争之后,早已满目疮痍,但是那些蠢蠢欲动的诸侯王会平息兵戈吗?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跟随刘邦治国治天下吗?
英布彭越之流,是否能安守本分、辅佐汉朝?
平定臧荼之后,刘邦还要平定其他异姓诸侯王的叛乱,这些诸侯王拥兵自重,都不可信。
刘邦要的是异姓王“卒谋叛逆,终于灭亡(《汉书·卷三十四》)”。
不得不说,刘邦的双手将会染上很多异姓诸侯王的鲜血,把野心家们连根拔起。
是叛逆的诸侯王逼刘邦下手,诸侯王割据一方,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真正免于被诛的异姓诸侯王只有长沙王吴芮,他在担任长沙王期间,一心搞发展搞建设,兴建长沙古城,在南越推广水稻,关注民生。
为了不让刘邦怀疑,吴芮主动上交兵权给刘贾,还向朝廷割让了自己的战略要地。
因此狡兔死,良狗烹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吴芮身上。
吴芮对汉朝俯首称臣,绝无二心,若非因为病重在赣南金梭山英年早逝,他必然可以寿正终寝。
但是对于楚王韩信来说,树大招风,很容易受到帝王的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