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创下惊天伟业是精彩；临危不惧、舍生取义也是精彩；心无旁骛、持之以恒的做好一件事也是精彩。

我大学一毕业就到深圳南山，无论是作为深二代还是深一代，在这里我奋斗了三十五年，为南山教育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数以千计的学生、父母双全的家庭、一直陪伴在身边的爱人、还有值得我引以为豪的女儿。我们家能从地处东莞西伯利亚的桥头来到深圳扎根，我认为最大的功臣是我的父亲，父亲改变了老邓家的生活走向，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的父亲邓锡全83周岁了，入党整整六十年。他生于1938年3月，这是一位与车相伴近四十年，培养徒弟过百人的老司机。父亲1957年10月入伍，先是在42集团军当防空侦察兵，一年后到汽车教导连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在司令部当过小车班班长，后来又成了汽车教练员，当兵七年开了六年的大车小车。1964年复员回到家乡，一直都是开汽车、当司机、带徒弟。记得在1979年的时候，父亲获得了惠阳地区公署发的一块“安全行车十五年以上”的奖牌。在当年公路状况不佳、汽车性能不好的情况下，这块奖牌来之不易呢。人的命运的改变可能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决定。1980年，改革开放的政策才刚开始实行，深圳对外的大门才刚打开，父亲就来到深圳特区，在当年的南头公社车队开车，成为了深圳特区建设的开荒牛。母亲则在一年半后带着我的弟弟妹妹们也来到了南头，任职于南头小学，而我是全家最晚到深圳的，1985年大学毕业才分配到了南头中学教书，在南山教育这块土地上耕耘了三十五年，除了获得无数的区级荣誉，还得到了市级的表彰，1994年深圳市“军人好妻子”、1999年深圳市优秀班主任、2001年深圳市首届名师评选的中青年骨干教师、2004年深圳市读书月“书香家庭”、2005年深圳市“五好文明家庭”标兵，2012年深圳市优秀兼职督学、2017年深圳市优秀环保志愿教师、2019年深圳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去年刚刚退休。

说到父亲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的方面：

一、读书比什么都重要父亲从小就生活在穷人家，姐妹兄弟多，十岁才开始在村中族人开的善宝小学读书，1954年小学毕业后就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了，劳作之余还是不断地看书学习。此后他当过投递员，穿街走巷见识多，他把所见所闻写成通讯报道，投稿到《东莞农民报》、东莞县广播站，稿件被采用还能得到几毛钱的稿费。父亲后来到部队当兵，也会向《战士报》投稿，反映战士的生活。但是父亲一直都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1979年我上初中开始，当时流行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父亲写信给香港的亲戚，托他们给买了一套寄回国，我利用初一那年的暑假自学了《化学》的第一册，也是在那时候，父母亲鼓励我和弟弟妹妹们好好读书，父亲开始用金钱奖励我们，只要期末考到95分以上都有现金奖（5毛钱，满分就有一块钱），应该说，在金钱的刺激下，学习动力是大了许多的，所以我初中才读了两年就跳级考上了省重点中学，到县城去读书，也因此成为了最后一届只读两年就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已经到深圳工作了，当年高考前，需要提前确定考大学还是考中专，我个人是想报考大学的，但是班主任说我的成绩考中专把握大，考大学没有多少希望。我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利用到广州运货的机会，绕路到县高中跟我说，只要我自己决定了，无论考什么，他都支持。我下定了考大学的决心，并因此说出了后来的名言“我一定要考大学，不能让人说我高中毕业连大学都不敢考。一年考不上，我可以考九年（那时对考生的年龄要求是25周岁，我高中毕业时16岁）”，班主任听到我的“豪言壮语”，只好放任我不管了。1981年7月，我高考后到深圳探望父亲，聊起高考的情况，我说自己感觉考上本科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报什么专业报什么地方，父亲说，只要不报法律，其他的就让我自己做主。后来成绩出来，我上了重点线，我很开心地给自己报了管理或财经类的专业，而且好几所学校都是省外的（当然，我最终是在广州的华师就读的，这是后话了）。当年父亲对我的支持是很大的，包括我工作后在职读研，家中明确表态支持我的第一人是我的父亲，父亲曾经说过：“要改变命运，读书是很重要的。”“只要你有本领傍身，在哪都能成。”我之所以能够在教育系统坚持三十多年，即使当了校长还坚持在教学一线上课，我想是深受我父亲影响的，就坚持做好一件事吧，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

二、不贪便宜就不会吃亏父亲一生正直，很爱助人，从不怕吃亏，也不愿占人便宜。七十年代，在广东有这样一句俗语：“广东三大宝，司机医生猪肉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家中有人在食品站卖猪肉那是可以占到很多“油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有人在医院当医生，那是多么方便的事情呀；司机就更加“巴逼”了，那是谁都会求你的职业呀。我记得当年父亲在公社开着解放牌的大汽车，每到农忙收粮时候，好多生产大队的人都会到家里来，求着父亲开夜车帮忙运公粮。全公社有十多个大队，只有一台卡车一台拖拉机，在抢收抢种季节还要防台风，若公粮不能及时送交到粮站就有可能会被水淋，农民就会有损失。当时车辆是由车队统一调度安排的，司机拿的是固定工资。那时的公路是沙石的，又没有路灯，出于安全考虑，一般不安排出夜车。但是父亲能急农民所急，他经常加夜班、开夜车，甚至通宵达旦，只为了帮助农民将公粮及时运送到粮站。虽然没有加班费，白天还得继续工作，但是父亲从没有怨言。有时大队的干部会送些农产品到我家，父亲都会折算钱给回人家，因此也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赖。

到深圳后，好多人都开始建房子，那时父亲在南头公社车队开车，因为姓邓，沾了邓小平的光，好多人即使没见过但都知道车队的“老邓”。当时属于九街村的空地有不少，大队干部得知我父亲想建房，就划了一百多平米的宅基地送给我父亲，我父亲说“白送的我不能要，你们还是收钱卖给我吧，给我写个收据。”父亲给了500元，拿到了生产队的收条，正是因为有收据，在八十年代末，南头进行房屋登记时，我父亲的房子很顺利的以正式的村民住宅记录在册。

父亲当兵七年，本来是有机会提干的，但是他一直专注于技术，不愿意让行政事务分散自己的精力。文革时期，父亲当过公社工交系统主任，但是他从不会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利益。父亲说：“不贪便宜没有什么吃亏。”在这些方面，我应该是深受父亲影响的了。

当年在南头中学当老师，班上学生家长当官的不少，尤其是1986-1988年带的那个班，副区长、组织部长、妇联主席都是我的学生家长，当时有家长对我说，“秀华老师，你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可以跟我说呀！”后来的学生家长中，也有劳动局长、社保局长、教育局副局长，但我从来没有因私事去找过他们。

三、永远跟着共产党父亲八十多岁了，去年因为慢阻肺，身体大不如前，需要戴着氧气管，每天还要使用至少六七个小时的呼吸机，有时脑子还不是太清醒，去年五月，父亲拿出他的党费本子和一百元钱交给我妹妹，让我大妹妹记得帮他交党费。

今年春节前，红花园社区党委派人上门慰问老党员，我父亲又跟人讲起他的“威水史”，他说自己已经入党六十年了，前几年广东省委还给他发了一块金牌。只要在清醒的时候，他就会唱起很多的革命歌曲，跟我们讲家庭的血泪史。讲到当年“走日本” 的艰难（抗战时期，因日本鬼子进村，村中又有汉奸，我爷爷和同族的兄弟们抢了几支枪，杀死了一名并抓了两个汉奸交给东江游击队，爷爷和他的同族兄弟昼伏夜出，伪保长也抓不到人，但是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还是被迫逃到外村亲戚家中，直到日寇投降才回到村中），父亲一家在解放后迎来了新生，父亲总是很感慨，他最喜欢唱的就是《东方红》和《柳堡的故事》。

我读大三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向年级政治辅导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大学期间没有入党，但是我一直向党员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南头中学工作，我再次向学校党组织提交了我的入到申请书，并且在工作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班主任不畏辛劳，几乎走遍了南头的各个村镇去家访，当学校有老师生病的时候，我不顾自己已经当班主任、上着两个班的语文，还代上一个班的语文课；担任学校团队干部时，积极思考，不断创新教育方式，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分子。1991年6月，在党的七十岁生日前夕，我终于圆了入党梦，父亲说，我们家可以成立党小组了（大妹妹比我早一年入党）。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极大的，他的言行影响着我们为人处世，疫情期间，父亲因病无法外出，我们跟他说要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要多多使用呼吸机，不要生大病去医院给人添麻烦，他就说自己肯定会听总书记的话的，不会给社会添乱。

回顾我这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父亲烙下的印记是极为深刻的，我在三十五年的工作中，多次获得市级的荣誉，无论是专业方面还是其他的方面，每一次我都会很自豪地告诉父亲，父亲没有特别的表示，但是总会微微地扬起他的嘴角。我相信，父亲会因我的表现而感到自豪的，我也因此而深深地感恩我的老父亲——东莞桥头人士邓锡全，一名在1960年12月入党的老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