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今安徽濉溪人，与三国魏宗室婚，官拜中散大夫。其人好弹琴咏诗，好老庄，好养生服食之事。与开封陈留之阮籍、阮咸，武陟河内之山涛、向秀，安徽宿县之刘伶，琅琊临沂之王戎，并称竹林七贤。

朋友曾困惑，嵇康任诞放达，何以会作《诫子书》劝其谨言慎行、为人处世之道？吩咐诸如与上司打交道忌过从甚密，如何应付他人请托办事、席间争讼、他人劝酒等等琐碎之事？好酒佯狂的阮籍，却阻止其子阮浑参与耽酒旷达的竹林之游？阮籍遭母丧，“呕血数升，废顿久之”，却偏要饮酒食肉，箕踞啸歌，置礼法于不顾？

凡此种种，似乎多有矛盾之处。嗜酒如命的刘伶，其妻涕泣而谏，“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可见纵酒伤身实为常识。重视养生的嵇、阮诸贤，却偏偏沉溺其中，又是为何？魏末标举叛离名教之士，弃仕君之义、男女之嫌、主客之敬、守丧之节，却不弃人子之恩、朋友之信，咄咄怪哉。

当时名教已为司马氏窃取，借宣扬正统的儒家名义、道德礼法来掩饰自己篡权夺位的事实，并以此强迫世族依附、效忠司马集团。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指出，传统中国王朝对其合法性的解释，正在于“具有儒家德行而赢得了上天保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权力的基础）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入帝国的统治之中”。

对于司马氏把持权柄不满者，或诉诸武力反抗而不免诛灭，或采用不合作的非暴力反抗。腹诽于内、不甘依附的士子，唯有日日醉酒、消极避世，方能免于卷入政治斗争，脱出司马氏罗网。另外的积极的非暴力反抗者，唯有惊世骇俗地鄙弃名教，借否认其维护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挑战其权力根基。以嵇、阮为代表的名士，在司马霸权之下，宁愿自毁名誉地反抗，而“真·名教”何一时弃过？

嵇、阮名士所为悖逆礼法之举，尽是当众表演给世人，挑战官方价值的“行为艺术”。最典型如阮籍值母丧，却故意要在司马昭面前喝酒吃肉。激怒当朝礼法之士，“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阮籍居丧哀毁几至灭性，号哭吐血身形憔悴，岂可谓不孝？司马昭心知其意，仍加以笼络，维护他“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将这一挑战行为，化解为儒家丧礼之权宜。

又如权臣钟会携一众归附之士寻访嵇康，耀威拉拢之意不言而明。正值嵇康、向秀树下锻铁，“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全不理会，鄙夷、不合作之意甚显。等钟会起身要走，他还要追上去挑衅：“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我这么做，你懂我的意思吗？钟会含恨对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东晋戴安道《竹林七贤论》，“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阮籍阻止儿子模仿自己，正因为阮浑不懂自己借酒反抗的用心。近人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若自绝于礼法，则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儒家纲常名教自汉武帝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一直是统治阶级标榜正统的工具。大胆地、公然地背礼叛教，否定了形式上的日常礼俗，逻辑上就实现了否定被司马氏利用的价值层面的“名教”，直接挑战其权力合法性。

不止于行为上的出格表演，嵇、阮对司马氏标榜名教而行篡权之实的不满，也体现在理论的反抗：宣扬“越名教而任自然”，大力倡导当时流行的道家“自然”之说，否定名教。如嵇康《养生论》主张“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放弃对名闻利养的追求。《难自然好学论》大道陵迟，乃“造立仁义”“制为名分”，“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甚至设喻“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释私论》主张君子不必以世俗之道德礼法为参照，“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君子“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气静神虚，“情不系于所欲”，如此“能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大人先生传》更斥言：“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

嵇康为朋友吕安仗义执言，被钟会、司马昭借机陷害，慷慨赴死，是其反抗最具悲剧性的一笔。《晋书》记载：嵇康将刑，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免其死，弗许。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广陵散》于今绝矣！”“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可见当时嵇康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嵇、阮的思想倡导，也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然与名教”长期的、广泛的社会大讨论。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遍检此时代文字之传于今者，然后之即在东晋，但凡号称名士者，其出口下笔无不涉及自然与名教二者同异之问题。其主张为同为异虽不一致，然未有舍置此事不论者。”

《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他公开拒绝加入司马集团，且鲜明地表示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政治态度。否定官方的价值体系，以殷革夏命的商汤、以除纣灭商的周武王为非，影射司马氏，否认其权力的合法性。“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大将军闻而怒焉。”这对当时竭力拉拢世家大族的司马集团是巨大的打击。嵇康至此，必死无疑。终以十余年前涉嫌参与毌丘俭讨伐司马家族旧案，且“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杀之。俞正燮《癸巳存稿》评嵇康《幽愤诗》，“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也。”政治屠害是也。

嵇、阮等人行为、文章理论上对礼法名教的抛弃，对司马集团的反抗，其代价是巨大的。“礼法尚峻”之世，离经叛道无异于自取灭亡、自污声名。嵇康身陷囹圄，罪名罗织而死；阮籍险些“流之海外”；阮咸“世议纷然，自魏末沉沦闾巷”近三十年。

从长远的社会影响看，本是出于反抗的背弃礼俗之举，浅薄浪荡的贵游子弟不知其用心、其所以放达而竞相模仿。“去巾幘，脱衣服，露丑恶”；“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入他堂室，观人妇女”；居丧则“高床重褥，美食大饮”。自诩学得京洛之法、名士习气，“得大道之本”。晋朝历八王之乱、五胡侵华，国失半壁，据江左一隅。时人如王隐作《晋书》、干宝作《晋纪》、葛洪作《抱朴子》，均将礼教崩驰、甚至国势微衰归之于阮籍诸贤。近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自司马昭保持阮籍，而礼法废。波靡不返，举国成风，纲纪名教，荡焉无存”。其罪归之，至今难销。

嵇康之死，不止广陵绝响而已。了解这层政治背景，再读《世说新语》，竟有许多惊心动魄处。《言语》篇“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嵇康被杀，司马集团展现了铲除不合作者的决心。甫遭杀害，其挚友、铁哥们向秀，就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司马氏屈服，还免不了受人一番奚落。《晋书》记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观其绝望，感其哀恸，多半亦在此时。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至于曹魏西晋之际，此名教自然相同一问题，实为当时士大夫出处大节所关”。嵇康被害，正是魏晋之际士大夫思想蜕变的原因。士大夫纷纷向正统的意识形态靠拢，司马集团依靠强硬的政治铁腕，收获了思想阵线的胜利。《文学》篇“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圣教即儒家名教。将无同，应该是一样的吧？回答三个字，就授予麾下副官。“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当时人看得真切，功名利禄不过一个“同”字罢了。

《政事》篇“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嵇康被诛，幼子嵇绍拜见山涛，询问前路出处。一句“为君思之久矣”，想见老友、孤子相扶而泣，往事千年，不禁悲从中来，泫然纸上。

2016年4月6日初稿

2016年4月30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