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我的家里空无一物》有感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坛经》

第一眼看到《我的家里空无一物》的海报时，立刻被吸引了。大量留白，简洁文字，阳光倾洒，干净木地板上，主角与宠物猫安静舒服地躺着。这，简直是我最爱的MUJI风，好不好。

错觉中，以为这片儿是无印良品投资的广告，不过，认真看完一集后才明白，原来是在讲“变态”啊。

严格意义而言，此“变态”非彼变态，它的准确名字应是“扔东西强迫症”。这两年，“强迫症”似乎成了一个热词，有点儿“停不下来”的苗头，就成了“强迫症”。主角麻衣正是这么一个只有在不断清理家中无用之物寻求舒畅感觉的“强迫症”。

须知，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很多人不再愁买不到东西，而是愁如何才能处理家中杂物，于是，整理术、“断舍离”大行其道，似乎凡事都需做到最简；于是，从苹果风到宜家风再到无印良品，日式的极简主义颇为风光。是的，每一个现代人，面对工作中的宫心计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谁不愿自己的小天地可以简单干净呢？

不过，消费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催促我们跳入“买买买”的狂欢，以此获得自己生存的价值。张柏芝、刘青云曾合演过一部电影《天生购物狂》，虽然剧本本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名字——没有购物狂是天生的，不过，消费主义的目的恰恰是想要放大、夸张我们的消费需求，甚至不惜营造虚假的需求，让每个可能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个体不可逃脱地融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环。

齐格蒙特·鲍曼把现代社会分为“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认为“在现代社会的这两个阶段，如果没有其成员制造产品用来消费，那是万万不行的——两个社会的成员理所当然也都是在消费着。两个现代阶段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其侧重点的不同——然而侧重点的改变都几乎对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差异”。

不是生产价值，就是消费价值。生产和消费不可避免地构成了资本主义网罗个体的一个循环。生产为消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消费则为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当马克斯·韦伯精心细究提倡理性、克制的新教伦理如何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同时代的桑巴特则指出，“奢侈”才是推动资本主义重要因素。当我们将两者并置起来看，前者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面，而后者则强调了资本主义消费的一面。个体在生产与消费两极之间来回摇摆，却无法跳脱资本的控制。

好了，当我们的“断舍离”、极简主义横空出世时，是不是就有希望让个体有挣脱的机会呢？

答案是否定的。

1、舍弃，不只扔垃圾这么简单

在具体展开讨论之前，首先要澄清的是，“舍弃”某件物品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麻衣在决定某件物品是否应该被扔掉的时候，她就会陷入某种精神分裂症似的妄想中。物品仿佛获得生命一般，栩栩如生地站在麻衣的面前，不断申诉着自己的“必要性”，甚至不惜以“情人”的形象出现。

我们可以将麻衣的妄想当成一个笑话，可是却不可以否认，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展现出与主角相似的一面：一边纠结于是否扔掉某样许久未曾使用的东西，比如收在在储藏室里前女友的合照；一边又在回想着这件物品带给自己的“欢乐时光”，如果有的话。

物，向我们展示某种特殊的诱惑。在这样的场景中，物品就如同电视剧中一样，不断散发出自己的“活力”，以此彰显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物”来明确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物，成为标示自我存在的象征物。

没错，“消费”指向的对象是生产出来的某件具体商品，不过，更深层次，它真正指向的是这件商品中所蕴含的“价值”。于是，“舍弃”，不仅仅是扔垃圾那么简单，更核心的内容是，对“无用之物”的清除，也就是对物品价值的否定。

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符号消费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消费品实际是符号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也就意味着，某件物品对我们的“价值”，除了提供实际的使用以外，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和社会关系的综合。一个皮包不再只是用来装东西，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枚戒指不再只是某件装饰品，更是自己与爱人之间关系的展现。

因此，对物品价值的否定，就是对该物品符号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否定。当麻衣扔掉与自己的婚戒时，虽然，丈夫没有多说什么，但，还是将自己的那枚戒指不动声色地放入了储蓄罐中，这种“无声的抗议”背后正是丈夫对婚姻这一特殊社会关系的“守护”。

2、极简生活：作为控制机制的生活方式

在澄清了“舍弃”的真意后，回到我们的主题：这种对刻意与商品保持距离的态度，是否有助于抵消消费主义的影响呢？

表面上看，消费主义所鼓励的是，与物品、与符号、与陌生的社会关系间建立更多的联系，通过营造丰裕的神话，让所有人陷入一种消费的“狂欢”之中，从而为工业化大生产提供动力。“舍弃”作为一种对价值的否定，似乎是走向了消费主义的对立面。

如果我们追述作为“生产”动力源的“消费”的历史，那么就会发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论述中已经可以找到一丝痕迹。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价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使自身获得增值。“消费”一方面让生产出来的价值得以流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价值”在一次“消费”之后，就停滞并贮藏了起来，那么，整个“生产-消费”的循环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买了一台冰箱，每天都在使用它，这本身也是在促进储存于冰箱中的“价值“的流通。因为，这种“价值”转换成了对我每日生活有益的东西。但是，如此一来，“流通”的速度显然过于缓慢，与工业大生产的节奏是无法相适应的。

马尔库塞曾经写道，“如果社会不能用它日益提高的生产来减少压抑，那么生产就必然会与个体相对抗”。因为，大生产必然导致作为统治阶层压制对象的民众最终获得对生产资料的掌控，使得统治阶级不能再阻止受压迫者获得自由。而解决之道就蕴含在“舍弃”之中。消费主义，在其表面上，所希望促成的是人们不断“买买买”的习惯，但是，如果只是如此，一次性的“消费”与大工业生产就只是构成了一种不断积累与缓慢消耗价值的过程。要促成更快的循环，一个重要的环节：“舍弃”就变得必不可少。

于是，极简生活，就成为一种被统治者所认可的生活态度，因为，这种生活态度可以加快“消费”的循环。当我们不断清空家中的“无用之物”时，大工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也得到了弥补。

3、价值判断的混同：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

另一方面，商品中所蕴含的无论是符号价值还是社会价值，从更广义来说，都是交换价值的一部分，它们得以存在的前提是社会交换这一行为的存在。社会价值在流通中因为不断附加了人的因素，而不断增加（社会关系的增值）。而符号价值作为一种“人工制品”，随着象征体系的不断膨胀，让能指与所指之间本来微弱的联系变得更为易碎，符号价值从原先由所指所严格界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成了在一片能指海洋中任意漂泊的一叶扁舟，但是，与此同时，符号的价值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因为，它的“定价”不再受到所指的束缚。

但是，由此带来另一个问题，即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

麻衣在扔东西时，固然是将物品进行了拟人化处理，其所隐含的倾向是她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移用至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上。而剧中菊池和真美的对话则显示了另一种倾向。虽然，菊池与真美都没有麻衣的那种“毛病”，但是，她们的对话则展示了消费社会中的另一种面向：将人予以物化。

在第二集中，真美对菊池说：“物品也好，男人也好，离别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干脆。”这种将物与人对等起来的话语频频出现，虽然屏幕上所给出的是一条条极简生活的“温馨小贴士”，但是，却丝毫不能掩饰话语背后的冷漠感。无论是麻衣将物拟人化，还是真美将人拟物化，所展示的都是价值判断的混乱。

物与人，在西方哲学中，曾经以主客体间绝对对立的形式出现在思想家的讨论中，但是，当工业大生产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成型后，那种主体与客体间泾渭分明的状态便不再能维系。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产生的根源。主体的符号化或物化，客体的主体化，都指向了一种混合的未来。而技术的发展更加加剧了这一倾向。

某种意义上，今天，当我们面对繁杂的物的世界时，同时也是在面对繁杂的人的世界，对物的处置，就等同于对人的处置。因此，当我们在思考极简生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种对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减少与他人的联合。社会的原子化倾向由此进一步加重。

事实上，即使在提倡极简生活的同时，保持着社会交往的频率，也无法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因为，这种社会交往在能指的流动中，所建立起来的都是快餐式的一次性关系。

结论

由此可见，所谓的“断舍离”营造的“扔扔扔”并不可能对“买买买”的消费主义构成挑战，恰恰相反，它正助长了这一倾向。对渴望从物的欲望世界中挣脱的人而言，这个“单向度的社会”无疑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