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米尔·涂尔干，是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涂尔干之所以能被称作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是因为在他的努力下，社会学才正式成为法国大学的专业课程。除此以外，涂尔干还是实证主义研究的先行者，出版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两本方法论经典著作。并且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教育、道德、宗教、自杀、法律等等，为社会学后辈提供了典范。
今年11月15日是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此时重读他的著作是很有意义的怀念方式。不过涂尔干写了十几本书，挑哪本才合适呢？《社会分工论》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本书出版于1893年，是涂尔干的博士毕业论文。尽管当时才三十出头，但涂尔干已经在书中展露出社会学研究才华，在书中完美地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道德科学的深度思想结合在一起，并且行文简练，普通读者也能轻松理解。
抛开专业角度来看，重读《社会分工论》也能帮助我们思考当下人际关系的变化。现如今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大型超市里设有专门的收银员和理货员岗位，以提高运营效率，但也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问题，收银员不知道某个商品摆放在哪里，理货员不会操作柜台收银机。下班后出了超市，收银员与理货员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交集，更不可能像朋友那样聊天聚餐。这不由地让我们产生疑问，分工是否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让我们把视角从个人层次上升到社会层次。马克思认为分工带来了社会问题，他在《资本论》中提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占据资本和工厂等生产资料，工人出卖自身的劳动，这样分工的结果是工人在厂房里累死累活地工作也只够维持温饱，资本家坐在办公室里悠哉游哉地就能赚大把的钱。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分工造成了贫富分化，也成了社会不安的根源。
那么，分工真的会让人际关系变得疏离吗？会是社会问题的温床吗？涂尔干坚决否定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分工弱化的只是传统人际关系，实际上会催生新型且更紧密的人际关系，至于分工带来的问题，错不在分工本身，而是分工在形式上出了问题。
这与我们的日常感受和马克思的观点相悖，那涂尔干是如何得出上述结论呢？就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分三个步骤来讨论吧。
1.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
2.分工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
3.为什么分工带来社会问题？
一，分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分工产生的原因。很多人以为，既然分工能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那么追求幸福应该就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吧。这种想法其实不对，首先，人类所能承受的幸福是有限度的，太多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好事，就以吃饭为例，满汉全席够好吃吧，但如果让你顿顿都吃，想必也受不了吧。况且社会分工带来的也不都是幸福，电影《摩登时代》里卓别林被分配的任务是在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单调而重复的工作最终让他进了疯人院。所以，追求幸福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
那到底是什么催生了分工呢？最早重视“社会分工”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
分工是一个人类发展的自然过程和结果，因为人类不能像动物一样，只要成年就可以独立，人类无时无刻都在依赖着他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人是理性的，因此不可能无偿获得物品和帮助，就必须通过交换。
举例来说，居住在洞穴里的原始人要想维持生存，就必须保证火种不灭和持续的食物，但一个人不可能在外出寻找食物的同时还能让火种不灭，因此不得不需要别人的协助。不过这种协助不可能是无偿的，尤其是在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所以外出寻找食物的人必须分一些食物给看火的人，看火的人必须允许外出寻找食物的人使用火，这样就有了资源的交换。久而久之他们之间形成了分工，能找到更多食物的人就专门负责食物，能保持火势旺盛的人就专门负责看火。
斯密认为交换产生分工的观点给了涂尔干启发，在批判吸收后涂尔干重新解释了分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资源总量是固定的，结果就是人均资源越来越少，生存竞争越来越残酷，甚至会发生争夺资源的战争。那怎样解决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呢？我们知道，人类早期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很难主动控制人口规模的自然增长，所以只能从有效利用资源上想办法。在涂尔干看来，“对同一资源的争夺可能导致战争，那么对不同资源的争夺可能就相安无事”，尤其是当职业分化越细致时，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为了方便理解，我来打个比方。100人的村子里有100亩田，一亩田产的粮食能养活一个人，此时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三十年后，村子里的年轻人结婚生子，人口规模达到了200，但是一亩田产的粮食还是只能养活一个人。这个时候粮食就不够分了，怎么办？在生死关头，就只有靠拳头来说话了。争斗的结果就是100个人吃饱，剩下的100个人饿死。看似解决了粮食不够吃的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的，再过三十年，100个人又会变成200个人，又得来新一轮的粮食争夺战。打来打去，村子里的人终于意识到打架不是长久之计。突然有人发现村外的那片海里有鱼，足够100个人吃，那还打什么架，让100个人继续种地，100个人捕鱼，所有人都能吃饱肚子，于是就有了农民和渔民的分工。
所以，分工是人类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想出来的办法，为的是既能让更多的人吃饱肚子，又能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过涂尔干提醒我们，分工的产生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共同生活的存在。他认为，分工的前提是人们在分工之前已经结成社会并且有了归属感，否则生存竞争只会迫使个人离开群体。还是以200人的村子为例，如果那200个人对村子没有归属感，那么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下，多出来的100个人很可能选择远走他乡去寻找田地，而不会试着在当地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分工也就不可能实现。
当人类吃不饱肚子而促使分工逐步发展，分工反过来对人类社会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二、分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1.机械团结与压制性制裁
前面已经说过弱小的人类个体是无法独自生存的，必须依靠群体的相互协助。最早维系人类的基础是血缘关系，群体就是一个家族或者氏族。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和生存竞争的需要，各个氏族逐渐联合，形成部落，部落联盟乃至国家，这时候局限于家族范围内的血缘关系不适合继续作为凝聚群体的基础，只有超越了家族范围的集体意识，例如图腾或宗教，才能防止群体分散解体。
那么集体意识是如何维持群体的团结呢？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要求所有群体成员的意识具有一致性，也就是所有人的意志归于一处。如果发生违背集体意识的事件，群体成员感受到集体意识受到侵犯，所有成员会联合起来进行反击，对破坏分子采取公开刑罚，彻底清除危险因素以保证集体意识的完整和神圣，这种制裁方式被涂尔干定义为压制性制裁。
听起来有点玄乎吧，不要紧。让我们先来看《摩西五经》中的一段经文。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
——《申命记》13:6-10
听听，多可怕，如果你背叛了上帝，那就意味着你触犯了集体的敏感神经，惹怒了整个族群，下场将是被众人乱石砸死。所以，你能做的就是严格遵守集体意识，不要妄想越雷池一步，当人人都如此时，也就保证了集体的团结。
而这种群体团结方式，就被涂尔干定义为机械团结。此时所有个人意识都在集体意识的掌控之下，具有绝对的一致性，个人不带任何中介地直接与社会发生联系，彼此之间没有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只是像分子一样机械地集合在一起。
2.有机团结与恢复性制裁
不过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类社会也悄然发生变化。首先是群体共享的集体意识逐渐衰落，大家不再尊奉同一个神。而且因为集体意识的衰落，放松了对个人思想的控制，有些人甚至会怀疑以前尊奉的神是否真实存在。此时建立在集体意识基础上的机械团结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摇。
还是以那100人的村子为例，因为种地靠天吃饭，所以村里人都供奉能让田地风调雨顺的龙王，任何对龙王不敬的行为都会受到处罚，这时候村民是围绕着龙王而机械地团结在一起。等到村子的人口增加到200，产生了农民和渔民的分工后，100个农民会继续供奉龙王，而只能管陆地的龙王对于那100个渔民就没什么吸引力，渔民们会供奉能让海面风平浪静的妈祖。于是曾经作为群体集体意识的龙王，再也不能维系村子的团结。
龙王不能维持村子的团结，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放任不管，一个村子就会分裂成分别信仰龙王和信仰妈祖的两个村子。但不用担心，虽然龙王失效了，但农民和渔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断裂，农民可以向渔民买鱼以补充蛋白质，渔民可以向农民买米以维持营养均衡，他们之间因为资源的交换而产生了功能相互依赖，形成了有机联系，关系互动相比以前更加紧密。
这样的社会团结方式，被涂尔干定义为有机团结。既然有机团结的基础是个体的差异性，就不会再强求所有人保持一致，同时个人之间关系的建立依赖功能的相互补充，那么对于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目的就不再是压制性而是恢复功能原貌，这种制裁方式被涂尔干定义为恢复性制裁。
这时候又得劳烦那200人的村子出场做案例。在农民和渔民分工前，村子会定期举办祭拜龙王的仪式，所有村民都必须参加，祭拜期间禁止烧火做饭以表示对龙王的虔诚，如果表现出对龙王的任何不敬，全村人就会召开集体大会来公审。可是自从农民和渔民分工后，渔民有了对妈祖的信仰，不再参加祭拜龙王的仪式，甚至他们会在祭拜期间违反规定生火做饭。如果按照以前的严格规定，农民很可能就跟渔民撕破脸皮断绝关系，但因为农民必须依靠渔民提供的鱼来补充蛋白质，渔民也必须依靠农民提供的米以维持营养均衡，大家不得不坐下来商量如何解决龙王和妈祖信仰冲突的办法，可能的建议就是渔民在农民祭拜龙王期间出海捕鱼，相互妥协以保证正常的鱼和米资源交换。
3.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以上就是涂尔干关于分工对社会团结形式影响的论述逻辑，简言之，在低级分工社会里人们因为集体意识而以机械团结形式结成社会，在高级分工社会里人们因为功能依赖而以有机团结形式结成社会。但有人会问，这只是涂尔干假想的推理演绎，是否有事实证据来证明社会团结形式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呢？
事实证据是有的。前面已经提到，机械团结社会对应着压制性制裁，有机团结社会对应着恢复性制裁，如果社会团结形式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那就意味着压制性制裁减少而恢复性制裁增加。
于是涂尔干尝试在法律史寻找证据，结果还真找着了。他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家庭生活犯罪的规定在不断减少。出现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摩西五经》把孝道当作是一种社会义务，任何殴打父母、咒骂父母和违抗父权的行为都要被处以死刑。稍后出现的雅典法处理方式类似，它规定“凡是有人虐待和侮辱他的父母或世系成员的父母，凡是有人不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凡是有人不为他们举行家族身份的葬礼······都要遭到全面的惩戒”，但实际上这些行为所受到的惩罚并不十分严厉。再之后就到了罗马时代，罗马法的源头《十二铜表法》中所规定的家庭义务只限于贵族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对于其他家庭过失，只是由家长按照家法施以惩罚，不再拿到公共大会上来进行审判。因此，随着时代发展，法律对于家庭生活犯罪的规定越来越宽松，限定家庭关系的压制性制裁在减少。
但压制性制裁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法律在家庭关系方面的活动范围在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不断复杂，以功能有效运转为目标的恢复法逐步发展壮大。涂尔干举了婚姻关系的例子，为了便于理解，我改用中国的例子。早年间办完一场喜酒后夫妻关系就能得到认可，而且法律对婚姻关系没有多少干涉。后来，确立婚姻关系必须到民政局办理，登记手续也复杂了起来，要求检查户口。再后来，法律对于婚姻关系的干涉越来越多，涉及到婚内财产继承，家庭暴力的处罚，离婚后孩子抚养权的处置等等，相应的法律条文越来越规范。
所以，依靠法律史提供的证据，涂尔干证明了人类社会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
三，为什么分工带来社会问题
在分析完分工产生的原因以及分工对社会团结形式产生的影响后，涂尔干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分工带来了社会问题。
如果按照涂尔干的理论，社会分工能避免残酷的生存竞争，但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总是不缺乏阶级斗争？还有，社会分工促使有机团结的产生，能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可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却是越来越疏离的人际关系呢？
对此，涂尔干并不认为分工本身有什么错，出现问题是因为分工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理想状态下，每个人按照能力去行使自己的职能，同时因为功能的相互依赖而逐渐产生联系，从而使得社会既团结统一又不失活力。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涂尔干认为原因在于强制分工。历史上的阶级分工，没有实现能力与分工的正确对应，但那些能力不足却占据社会上层的人依靠暴力来维持不公平的状态，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不过涂尔干对此保持乐观态度，相信随着社会进步，分工会越来越接近理想的自发状态，先天不平等会被逐渐抹平。就像政府公共职位，它曾经将出身贫寒但有才华的平民拒之门外，现在只需凭借个人能力通过公务员考试就能获得。
至于人际关系疏离的问题，涂尔干的回答是失范分工，也就是说分工没有让各个部分之间产生有机联系。前面提到超市收银员和理货员之间关系冷淡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分工才让他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超市没有积极主动地在收银员和理货员之间建立起联系，他们被局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没有机会与他人接触。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多组织员工内部集体活动，创造相互了解和认识的机会，这样就可以融洽员工间的关系。
四，总结
以上就是《社会分工论》的主要内容，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二。
涂尔干认为，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矛盾，导致人们经常吃不饱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选择了社会分工，因为社会分工可以在让人们吃饱饭的同时，避免发生社会冲突。
就这样，社会分工逐步发展，越来越专业化，并且促使人类社会形式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在分工产生之前，人们因为信仰同一个神而机械地团结在一起，而自从有了分工，个人之间因为功能的相互依赖而产生了更紧密的有机联系。此时虽然人们逐渐脱离了神的控制，但并不意味着社会道德败坏，因为法律取代了神来规范社会关系。
当然，分工也会带来社会问题，但错的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因为分工形式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当个人能力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匹配时会发生阶级斗争，当个人之间没有建立有机联系时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不过，涂尔干相信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关系的调整，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五、思考
受篇幅所限，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所论述的内容不是一篇读书笔记所能容纳的，不过我还是想讲一讲他所重视的道德问题。涂尔干以这段话来做结尾。
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超出了环节类型以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
写这段话的时候，欧洲正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在转变过程中宗教权威遭到削弱，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厂，传统的社会联系被削弱，呈现出个体间相互隔离的社会原子化状态。同时代的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形成一个民族，联盟，集团的群体，最终变成一群没有凝聚力的个人，仅仅在某些时刻，因为传统和制度而人为地维系在一起”。如果放任不管，社会就有解体的可能，而个人情况也不会好过，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说，当曾经被锁链捆绑的个人突然获得自由时，他并不一定感到兴奋，反而会产生无所依靠的焦虑和恐惧。
涂尔干意识到这一点，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希望通过社会分工和道德来重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社会走向解体。只不过他的声音被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所掩盖，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派别都试图说服大众接受自己给出的解决方法。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上风，结果将欧洲带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边缘。一战直接带走了涂尔干精心培养的学生和心爱的独子，最终也带走了他自己和旧欧洲。
因此，鉴于欧洲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惨痛教训，当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必须认识到信仰和道德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也必须意识到回到过去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的新道德和信仰体系才是可选之路，更重要的是，在建立新道德和信仰体系时要慎之又慎，既要维持社会的整体统一也要保证个体的多元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