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已是第六次或第七次去地里了吧，上次去地里大概是从外面回来后没两天，月初三四号的样子（待查，总之有十多天了）。这次是因为头天晚饭时跟石头说好明天放学带他去爷爷的地里扎稻草人，而石头上次去至少是一个月前，地还没完全开好，和晖晖，童童，静静一起。

弟弟因为感冒流鼻涕咳嗽没来，姗姗开车把摄像机和稻草人穿的衣服送了过来。我去地头接东西时石头和爷爷正在地里用我们捡来的竹棍制作。上次是爷爷奶奶带着石柱翻地（写到这突然有些迟疑，也许是我记错了，我现在说的可能是上上次下地拍摄了。看来拍摄日记还是要坚持写——端正态度。）还有我（写到这想起我手上因为翻地而起的水泡，所以其实是我出差以前，差不多快一个月前的事了。）和摄像机。这次则只有爷爷和石头，姗姗送完东西就回去照顾弟弟了。

经我同意姗姗从家里拿来的是我已经发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白色T恤。那是拍摄《上海青年》时我从一个上访的阿姨要的，菊花牌，宽大，到了广东以后，尤其是搬到山里之后开始发霉。我当时一个人走去地头接东西时脑子里还闪过《空山轶》里阿坚和小招在铁坨山上挂衣服的场景。

看着镜头里爷爷带着石头举着穿上T恤的稻草人在地里面移动，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些可笑（可笑什么呢？），有些荒谬（我不够严肃的人生），有那么一丝物是人非（告别？）可这一切就这么自然的发生了（我只是随顺，无为。姗姗问我时我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稻草人总是要拿一件衣服来挂的，有什么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