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
小说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书中主人公默尔索因意外，枪杀了一名阿拉伯人，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没有人真的关注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所有人都在质问，为什么他母亲去世时，他没有哭。
母亲去世没有哭，甚至还抽了烟、喝了咖啡牛奶、跟女朋友约会、看滑稽电影、发生关系，所以他是个坏人，谋杀案是有预谋的，他应该被判死刑。
这就是检察官和社会大众的逻辑。
小说中，威严的司法以某种荒谬的正襟危坐呈现，比如审讯几乎不集中于杀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将案犯妖魔化，把杀人者与母亲之死牵强附会。诉讼双方悄然获得某种置换，仿佛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于法庭或检察官。
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这是默尔索得出的结论，在决定他生死的案件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别说话，这样对您更有利”。
他的一切都由辩护律师代言，实际上，他本人已经丧失了辩护权，而他自己本来是最有资格就他的内心问题、思想精神状态作出说明的。
默尔索就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法庭上，审讯中的庭长、检察长、辩护律师以及采访报导的记者都是一家人，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
在审讯过程中，他内心里发出这样的声音：“现在到底谁才是被告呢？被告可是至关重要的，我有话要说。”
他的命运并不取决于那件命案的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他这个人，取决于人们对他那些生活，对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趣味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取决于某种观念与意识形态。
在这里，可以看见意识形态渗入了法律领域，决定了司法人员的态度与立场，从而控制了法律机器的运作。
加缪的这种揭示无疑是深刻有力的，并且至今仍有形而上的普遍的意义，意识观念的因素对法律机制本身内在的侵入、钳制与干扰，何止是在默尔索案件中存在呢？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不少。网络时代的到来，让信息的传递到达了爆炸的程度，舆论越来越干扰司法独立。围观的人们，并不在乎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习惯用最简单的意识判断，来给人定性。
他不是个好人，所以他该死。
但人是可以简单用好坏来衡量的吗？
世上没有好人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