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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完毕
晋、南北朝，为文字趋于靡丽之世。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即可见当时之风尚。《抱朴子 · 喻蔽篇》，述时人论王仲任者，病其“属辞比义，不尽美”，亦此等见解也。葛氏虽正其非，然其所作之文，亦繁而不杀。《钧世篇》论今人之文学，不必不如古人，其说多通。然又云：“俱论宫室，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同说游猎，叔曰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并美祭祀，《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等称征伐，《出军》、《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则亦病古之醇素，而贵后之雕饰矣，可见自拔于风气之难也。（《晋书 · 刘颂传》详载其奏疏，且称之曰：“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而有余。”可谓以言存其人矣，然又讥其文惭华婉。《傅咸传》云：“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皆眷眷于文辞。此等皆时人之议论，为史氏所采者也。）曹魏之世，文章虽尚华饰，去古尚不甚远。晋初潘、陆，稍离其真，然迄宋世，尚有雅正之作。至齐、梁而雕琢涂泽愈甚矣。北方文字，初较南方为质朴，至其末叶，乃亦与之俱化焉。（南朝文学之华靡，至梁之叔世而极。所谓宫体是也，见《南史 · 徐摛传》。北朝则大盛于北齐后主之世。祖珽奏立文林馆，召引文学之士，一时称盛焉。见《北史 · 文苑传》。《传》云：“永明、天监之际，大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辞人得失之大较也。”然又云：“革车电迈，渚宫云彻，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则周人虽欲复古，亦未能自立于风气之外矣。）佛教流通，虽始汉世，然其渐盛，实在晋、南北朝之时。往史惟《魏书》特立《释老志》，余皆附见他列传中。（《宋书》在《南夷西南夷传》、《梁书》在《海南诸国传》、《齐书》则见《高逸传》中。）凡厥所述，颇多迷信之谈。惟《隋书 · 经籍志》所论，颇足见其教义流传之迹耳。今节录其辞如下：《隋志》曰：“推寻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佛教在西汉前传入之说，昔人多不之信，以无信史可征也。然楚王英在后汉初即信之，则其流传，似当在西汉以前。日本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绪论》云：“欧洲学者，谓西历纪元前四百二十五年至三百七十五年之间，自爱理诺亚海至山东、浙江缘海之贸易，曾为印度人所掌握。盖经马六甲海峡，过苏门答剌、爪哇之西，来中国东海岸。所贩来者，为印度洋、波斯湾之珍珠等。《拾遗记》四，载西历纪元前三百五年，有身毒术人来见燕昭王。朱士行《经录》及《白马寺记》，亦云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梵本经典至咸阳，其事约在公历纪元前二百四十三年至二百四十七年之间。其时正与阿育王相直。阿育王遣使传布佛教，事见石刻，信而有征，则《拾遗记》等之说，似亦非尽子虚也。”案西历纪元前四百二十五年，为入战国后五十六年。三百七十五年，为入战国后百有六年。三百五年，为入战国后百七十六年。二百四十三年，为入战国后二百三十八年。二百四十七年，为秦始皇三十年。古代海外交通，虽乏信史，然如《吕览》、《淮南》等书，已多述海外情形，虽系传闻不审之辞，必不能乡壁虚造。古事之湮没不彰者多矣，谓战国、嬴秦之世，佛教必未至中国，亦无确证也。）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即《魏略西戎传》之秦景宪，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下文又云：明帝使秦景使天竺，其名氏必附会不审谛可知。使当作受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以问于朝，而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象。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愔之来也，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以处之。其经缄于兰台石室。而又画像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汉明帝迎佛之说，既不足信，建白马寺等说举不足信，不待论矣。《北齐书 · 韩贤传》云：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斫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谓经函藏于白马寺，与经缄于兰台石室之说，又不相中，足见其皆传闻不审之辞也。梁任公《翻译事业研究》云：“佛典：印度境外之写本，先于境内，大乘经典之写本，先于小乘。自西历第四世纪以前皆如此。故初期所译，率无元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说如确，则不徒白马负经之说不可信，下文所云赍佛经而来，及西行求得佛经之说，不可信者正多也。
佛教与火祆、天方、基督等，同自外来，而其流通独盛者，以上之人信向者多，故其推行无阻，且有风行草偃之效也。东晋帝、后，信佛者多，孝武及恭帝尤甚。（明帝尝手画佛像，见《晋书 · 蔡谟传》。桓温废海西公，康献褚皇后方在佛屋烧香，见本传。《孝武帝纪》：大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恭帝纪》：帝深信浮屠法。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帝之见弑也，兵人进药。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见《宋书 · 褚叔度传》。）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事见第十八章第四节。王奂尝请幸其府，以不欲杀牲却之。
古无所谓宗教也，人伦日用之道，幽深玄远之思，诸子百家之学，盖无不兼容并苞焉？佛教东来，说愈微眇，出世入世，道乃殊科。夫佛道则诚高矣妙矣，然究为外来之教，不能举吾所固有者而尽替之也。儒教重政治、伦纪，势不能谈空说有，与佛教争短长。于是有萃吾故所崇奉，文之以哲理，以与佛教对峙者，则道教是已。道教之渊源何自邪？曰：其正源，仍为汉末张角、张鲁之教，晋时称为天师道。《晋书 · 何充传》云：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准，崇信释氏。自道教既兴之后，昔日神仙之家，方术之士，世遂皆称为道教之徒。其实此教在张角、张鲁等推行于民间之时，可称为一宗教，至其受政府崇奉之后，则转失其宗教之性质矣。如齐文襄之所馆，实方士也。方士之中，亦有精心学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