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通过独立地运用理性判断能力，摆脱了恐惧、祛除神话，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权地位，并且从此代替神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特别是伴随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渐沦为人类观察、征服和改造的客体对象，同时人和人的关系也分化成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工具理性下他人被化成为对象和客体。大家都互为工具，互为手段，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这种主客关系表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各自为战、彼此分离，更还有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国家等等观念的影响，人类的关系再也不是共同沐浴在神恩之下的亲密无间，而是我在你的身边，却永远达不到的彼岸的疏离，于是“交流”这个现代的概念就出现了。反观人类的传播历史，人们在对交流的强烈渴求下，发明和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与手段，书信、报刊、电视、互联网……人类交流媒介的多样化和交流活动的高频化，交流最终还是在彼得斯的一声叹息中以失败告终。
彼得斯之所以会无望是因为他所渴求的交流，是直抵灵魂的心灵沟通，是分享内心经验，是把一个个体的感受和经验毫无噪音、丝毫不差的传递到另一个个体那里。但我们生来就被装在不同的躯体当中，又奔向着各自的生活，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和个人经验的独特性，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拦了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因此他心中完美的交流，就只能是一个达不到彼岸的乌托邦，是从人类从伊甸园出走后永远回不去的乡愁。但是彼得斯心灵共享的交流观，表达了他对主客合一关系的期待，只有在主客不分，主客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体的关系里，才可能实现理想中纯粹的精神交流，这种交流的关系更像是巴尔塔萨所说的人神的相遇，是主客都承载的神性的呼应，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相比之下，马丁.布伯则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连结关系的交流活动并没有抱有彼得斯那样高的期望。布伯认为，世界具有双重性，一是“为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这种双重性既贯穿于整个世界之中,也贯穿于每一个人之中。布伯用“我—它”的关系来表示前者，,用“我—你”的关系表示后者。“我—它”是一种把世界万物当做使用对象的态度，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关系，我是能动的主体，而它则是被动的对象。在这种关系模式中，世界仅仅是主体作用的对象，是我征服和宰治的对象。我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只是目的和手段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流于主客体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而不是彼此交融的生存关系，不是一种本真的亲密关系。“我—你”实指一种把他人他物看做具有与自己同样独立自由的主体性的态度,在这种关系里，他人不是作为客体或对象呈现的，不是支配和占有，而是两个独立的平等的主体间的交互的关系。是“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并且这种“我—你”关系是直接性的，中间不掺杂任何具有意图和目的等中介，仅仅是我们直接的相遇，只有通过“仁爱”和“仁慈”,通过我们同为尘土的同情、理解，我和“你”才能“相遇”。这也正是彼得斯在交流失败之后，人们手拉手的的理解和宽容。“我—你”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们理解交住关系的关键。齐美尔认为关系就是社会，社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他一直强调的，但这种交往关系也是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承继了齐美尔思想的芝加哥符号互动论的“自我”观念也直接来之于这种关系当中。
近代哲学的开启者笛卡尔，用一句 “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人摆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运用理性成为与客体相对应的主体自我，但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情境之下，我和他人的交往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一个人的精神现象原则上只能为自己所知而无法为他人所知。一个人不能认识他人的心，也不能肯定他人的在，库利的“镜中自我”则否定了笛卡儿所认为的超然于外在世界的自我观，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们总是在想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形成了自我的观念。对库利来说，自我不是先通过个人而后社会的途径产生的，而是交往的辩证的产物。自我意识是他认为的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反映，所以，孤立的自我是不可能的。
库利的自我概念虽然对米德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米德依旧不赞同内省是自我形成的主要方式，他始终把自我放在社会的实践活动当中。指出自我是在社会行为中，通过姿态的会话、以语言为媒介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米德认为，具有心灵的有机体能够成为自身的对象，这正是自我所具有的独特的品性。只有人类个体能够借助于语言这个媒介，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获得心灵这种能力。也只有在人类的交流活动中，个体能对自己向他人讲的话做出反应，即人可以以自己使用的表意的语言进行自我刺激。作为对象的自我的出现，使得人成为经验的自我。通过游戏阶段，个体依次地扮演他人的角色，以及在竞赛阶段，个体同时扮演社会活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他人的角色。而当一个人能体味进而理解社会中"泛化的他人"的角色或明确的"共有态度"时，就意味着自我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无论是库利还是米德，无论是靠心理沟通还是社会的交往，自我都是通过对他人反应的想像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也就是他人和我是在一种交互性、平等、公平的状态下建立的关系，将自我理解为他人或者他人理解成自我，便承认不止有一个“我”这一个思维的主体的存在，也就是承认其他人的存在，也和自己的存在一样是确定无疑的。正是这种主体和主体之间确定无疑的平等关系，使得“我”和他人的交往成为了可能。交流也就成为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一个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的过程，通过媒介达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的交互性行为，从而实现人们之间合理并且道德的社会秩序。由此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才会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并对构建民主共同体中大众媒体的作用寄予厚望。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绝大部分的交流或者传播行为却忘记了交流的实质所在，偏离了相互理解的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浸润在工具理性下并且洋洋得意的人类，把包含于他人在内的世界万物物化为对象，本应该怀抱仁慈有爱的心，互相理解、侧耳聆听的主体关系下降为计算、观察、使用的主客关系，由此交流以及由于交流而发展起来的大众媒体，不出意外的成为宣传和说服的工具，成为实现主体目的的手段。世间一切罪与恶，灵魂深处任何粗暴贪婪的行为和社会所有战争、冲突、不平等关系的起源皆是来自于此。
神照着他的模样造人，我们皆是平等，交流的本质仅是为了让分离后的我们彼此联结，最终亲密无间。作为交流手段的传播活动更应该守护这样的主体关系，坚持交流的本质要求，唯有这样，大众媒体在沟通协调人们的社会行动，建立协商合作的民主制度中才真正能发挥出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