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摩尔根的理论，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后，方才形成了国家与阶级，人类终于迎来文明时代。文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如今我们处在经济上升期，在迎来第二个文明时代拂晓的同时，坚守文明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人之所以为人，便是因为我们不同于动物性的人性。而文明是我们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用来表示我们集体展示出的素质，与野蛮不同，文明是开化的，并且不再蒙昧。
而文明的承担者毫无疑问是人，如同爱默生一语道破“文明的真正验证是一个国家能造就出怎样的人。”
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究竟应造出怎样的人呢？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宣扬君主暴力执政，大力愚民。而有明一代的执政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平心而论，无论是这样的“君主”或是“愚民”，也许在乱世中、在文明尚未开化之时有一定的用处，然而必定都非我们当下所需。
儒学三纲八目要求“夫子温良恭俭让”，要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些美好的品质与修养，是先人与我们共同的永恒的对人性的希冀。然而当我们处于这时代交替的过渡时期时，如此要求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我们所缺失的，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满世界都是“精致利己主义”和“囿于苟且安于现状”的庸人，当漫天飞舞的都是讴歌实用主义与物质欲望的妄言，我们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在上一次这样的时代洪流中，鲁迅有言：“列国事务，首要在于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言下大意即强调了人——可“立”之人——的重要性。
何谓“可立”？在古时叫做“诚其意”“正其心”“喻于义”“独好修以为常”“子不语”，也可以是对“孝忠贤才”“征辟察举”，在如今则不外乎是在人文主义的指导下对“浩然正气”、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的综合，宣扬普世价值，宣扬“中庸”“有为”，宣扬教养。
当今世界，窃以为只有这般的君子，才“终不可讠宣兮”。
然而文明并没有固化之标准。如何达到文明，其实也甚是容易。如同胡适所言“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又如《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不过是，人的文化素养不是一朝一夕来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通过直接实践或是接受教育间接得到经验而慢慢习来的。
如同春秋诸子游说诸国，便是把他们所信仰的有“文明”特征的思想播撒下一片种，待到他年有后生小子乐于继承发展以壮大本学说。
说到底，文明不过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与体现。
而达到文明不过为了“富润屋，德润身”，古人诚不欺我耶。
即便是暂时难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文明，若是从现在起做出努力，百年后天神又何不羡慕我们的人间呢？
后记：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吐纳千年盛世卷，悠悠华夏五千年。自诩下士闻道之，方知传道阻且长。劝卿初心勿相忘，文明薪火永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