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沮渠氏的渊源
1.义渠君
曾经有一部相当火的电视剧叫《芈月传》，创下了高收视率的同时，也让无数人重新认识到了“芈”这一古老姓氏，认识了这个生僻字，以及战国时代特殊的礼仪文化和历史知识。在剧中有一位少数民族首领义渠君，与宣太后恩怨纠葛最后为情而死，更是涉及极为冷门的一段历史。如果没有这部剧，我们很少有人记得中国古代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势力，更不会有继续往下追索去关注义渠君后裔的兴趣，当然便不会知道义渠君与沮渠一族的渊源。
历史上义渠君确有其人，义渠一族虽然只是一个人口不多的部落，但与当时的秦国比邻而居，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的庆阳境内。看似不起眼的义渠部落一直以来都是秦国视为异族的戎狄，好战而勇猛的义渠人时常劫掠秦边境，虽不如中原诸如楚、赵等强国实力雄厚，但对秦国也有着不小的威胁。义渠一族的部落首领肯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称呼，而当秦国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展开对义渠的征服行动，不善谋略的义渠首领最终拜倒在宣太后的石榴裙下，秦国封了他官职称作“义渠君”，是敬称，亦是义渠王的意思。史书上的寥寥几笔，远不如编成影视剧故事来得异彩纷呈，我们无法判断义渠君和宣太后之间那些风花雪月的真实性，但这个桀骜不驯的义渠王被诱杀于甘泉宫却是真实的历史。
2.沮渠
义渠部落的历史就此结束，一大部分臣服并接受了强秦的统治，而另有一部分不肯归附的偷偷离开他们祖辈生活的家园，一路往西逃到了河西走廊继续以游牧或者半农半牧的生活为主，后来依附强大的匈奴才得到沮渠这样一个官职，然后在官封地临松卢水定居，干脆就改姓了“沮渠”。史上称这支少数民族为“卢水胡”，而临松即今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马蹄乡一带，辖境包括今肃南、民乐两县，即张掖市南部区域。
沮渠，是匈奴官职的一种称谓，分左右沮渠，相当于汉时的太尉一职，属于高位了。可见，义渠依附匈奴成为匈奴附属部落，是得到匈奴认可与肯定的，此时他们俨然已成为匈奴强盛武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和支柱力量。而改姓沮渠大有可能存在扬眉吐气的意味，跟过去那个因美色误终身的义渠君颇有些彻底告别的断腕气概。融合于匈奴的义渠戎在此后600余年间，仍然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有的独立性，世为匈奴左沮渠王。后来匈奴政权灭亡西迁，这支以官为姓自称姓沮渠的人和当初的小月氏一样留在了张掖，并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很快融入当地，成为张掖籍的匈奴别部。沮渠一族历代多有名人，最为著名的就是建立了北凉政权的沮渠蒙逊。如果按照秦时的称谓，沮渠蒙逊就是“沮渠君”了，只是和那个死于秦宣太后权谋之下的先祖“义渠君”相比，他的成就和影响力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3.北凉
北凉，是处于东晋末至南北朝前期，属十六国时期的一个河西政权。当时河西走廊先后有五个政权崛起，因为当时西北地区分属凉州辖制，这五个政权便都以“凉”为国号，为便于区别，有前、后、南、北、西之分，北凉就是其中之一。关于北凉的建立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以沮渠男成拥立段业称凉州牧为立国之始；另一说是蒙逊使计离间堂兄沮渠男成和段业之间的关系，段业信以为真斩杀男成，然后蒙逊又以为兄报仇作借口攻灭段业夺了政权开始算起。
从沮渠一族西迁张掖的发展轨迹来说，卢水胡应该归为匈奴支系，有些书籍上写沮渠蒙逊是鲜卑族，显然是错误的，可能是把建立南凉政权的鲜卑拓跋族与此混淆了的结果。沮渠家族的壮大耗费了六百年时光，为了快速繁衍族人，他们的婚俗与遵循中原礼教的汉人完全不一样，一妻多夫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接近母系氏族的原始生育机制下，沮渠人从最初只有数百人的一支逃难者，逐渐成为草原强族，加上与匈奴帝国建立的臣属依附关系，用六百年时间奠定了稳固的建立北凉政权的基础，然后只待时机顺势崛起了。
4.沮渠蒙逊
《晋书》中曾提到，沮渠蒙逊的伯父罗仇、麹粥被吕光杀害后，“宗姻诸部会葬者万余人”。“宗”即宗族，“姻”为姻亲。万余人集会送葬，直接呈现出一个事实，就是沮渠一族此时的人口数量已经具有很大优势了。罗仇二人被杀时，蒙逊是族长，召集万余人来吊唁，不难看出他已经具备了振臂一呼从者如云的威信，而那时的沮渠蒙逊正是三十而立的奋发之龄。在当时人口并不稠密的河西地区，万余之数的规模，放到哪里都不算是小部族了。古人看重亲情关系以是否在五服之内而分远近亲疏，一般只有五服之内的宗亲方能正式参与祭、葬之事。从沮渠蒙逊二位伯父的丧事规格推测，恐怕五服之外的“同宗别族”以及血缘更远的“同祖异宗”者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个人数。既然沮渠罗仇和沮渠麹粥所属的这一支宗族便已经达万余人之多，那么再加上其他支系宗族的部民，整个沮渠氏族群的总人口至少在数万人至十万人就是很有可能的！试想，在1500多年前沮渠氏族群的总人口数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相对可观的规模，他们有资格成为临松卢水胡的主体与核心就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因如此，他们也才能够经受得住历代战乱的严酷考验而繁衍至今。
蒙逊以为伯父被杀害报仇为由，快速集结诸部落举兵讨伐凉王吕光，其时吕光为后凉国主，号称“天王”。沮渠蒙逊起兵后首克临松郡，占据金山与吕光的军队对峙，其伯兄沮渠男成听闻亦揭竿响应，聚集了数千人攻入建康郡，拥立建康太守段业为主，自号大都督、凉州牧、建康公，以张掖为都与吕光分庭抗礼，史称北凉。段业本为后凉尚书，博涉经史，颇有贤名。但这个人毕竟书生意气过浓，喜听谗言又好迷信，蒙逊初投靠之时尚能兼听兼纳，后来却忌惮沮渠蒙逊的勇武谋略，不但厌恶疏远，还削去了他张掖太守的官职，意欲加害。偏偏伯兄沮渠男成对段业十分效忠，行事之间没有一点维护之意，反倒怪沮渠蒙逊不忠不义。沮渠蒙逊对其兄的行径不齿又不满，兄弟之间已然势同水火，为自保起见，他设计离间沮渠男成和段业的关系，致使段业疑心男成谋反故而将其处死。这个结果正中沮渠蒙逊下怀，他随即反叛，利用沮渠男成的死进行鼓动，纠结了其他对段业不满的几股势力，聚兵万余反攻国都张掖。段业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之下开城乞降，只求苟延残喘能留一条性命，但沮渠蒙逊不为所动，毫不留情地处死了昔日主上，然后在众人推举之下就任凉州牧，自号张掖公，接掌了北凉国主之位。沮渠蒙逊杀伐果决、谋略出众，令骨子里充满狼性的沮渠一族大为信服，北凉进入兴盛，拥有了与后凉、南凉、西凉一较强弱的资本与实力，沮渠蒙逊也成了威震西北的一代枭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那个儿女情长的先祖义渠君。
5.沮渠氏的起源
A、胡秦的说法
关于沮渠氏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也有人否定他们来自义渠一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论断中，令人最为震惊的却是古代临松卢水胡出自秦胡的新说法。秦胡，即对河西走廊至今存有争议的那支古罗马人的称呼。甘肃省武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所撰的资料中说，前1世纪末，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前53年至前36年之间，汉将成汤俘获了一批依附于匈奴的异族从西域迁入河西，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张掖郡东南的番和县，还特地划出一块地域为这支异族安居乐业所用，并取名为骊蚠县，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后来改为骊靬县的地方。据考证，骊靬应该是音译，从汉朝对古罗马的叫法而来。不过，当时也有把罗马称为“大秦”的另一种称呼，这支已经归顺的异族便俗称“秦胡”，意为大秦来的胡人。
因为历史原因，河西走廊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中原王朝为了区分和便于管理，对这些胡人有着相当细化的称谓，比如小月氏一族是“义从胡”，沮渠氏为“卢水胡”，传说里罗马人的这支降部就是“秦胡”。秦胡人定居河西之后一度十分活跃，他们曾多次参与地方上的兵事活动。东汉末年以马超、韩遂为联盟的“西凉军”中便有大量体格强健孔武有力的秦胡士兵。这批善于控马、作战勇猛的骊靬人，在东汉称作秦胡，三国时称卢水胡，在西晋称作力羯羌，在东晋称作骊靬戎。史书均有明确记载。《晋书·张祚传》载：永和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靬戎反叛，竟打败前来讨伐的张祚军队，可见势力之大。
虽然当代学者对骊靬人来自古罗马后裔一说多番否定，但根据历代史书中的记载，也很难完全说得清“秦胡”和“骊靬戎”的来历及他们与沮渠氏的渊源。而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恐怕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至于沮渠氏是义渠戎后裔，还是骊靬戎后裔，抑或是生于本地的土著民族，都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或许，这将又是一个千古之谜也未可知。
随着民族的融合，在河西被称为骊靬人的古罗马人的种族特性已经消失，故隋代开皇中，将骊靬县并入番和，骊靬存县600余年。《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靬：（王）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应劭，在他所撰的《汉书集解音义》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另一位东汉学者服虔也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以当时河西走廊存在大量秦胡的事实为根据的。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靬县缘何而设作了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降人并非俘虏，而是和平归附者。向达在192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冯承钧在1944年所著的《西力东渐记》中指出：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这是第一次将骊靬降人跟古罗马东征军联系起来。他们又因自己的祖先五帝时代曾与夏人的祖上白马族在庆阳联姻，所以其后代赫连勃勃认为自己身上有夏人的血统，故十六国时代在庆阳北部的靖边县白马城子建立“夏”政权，其国都称“统万城”。义渠后裔沮渠蒙逊十六国时代在张掖、武威一带，建立了北凉政权，共历两代43年。留居北地的义渠王室后裔，后来复为华胥氏之“且”姓或“巨”姓，但其发音仍然是“渠”。如西峰巨家塬，发音为“趣家塬”。翟姓、狄姓，也多是融入华夏族的义渠戎国的古老姓氏。弥姓则同于芈姓，出自炎帝羌族。且弥是西貘族与炎帝族融合后裔的古国，其一部流入西域形成了且弥古国。今人为了避免与“且（qiě）”字音释混合，写作“拘弥”。
B、河西土族
沮渠氏的来源到底为何，至今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或者说没有令大多数人公认的依据。甚至有推断称，沮渠一族就是河西土著，他们的血缘应该与大月氏同出一脉。旧时有学者认为：“当年，大月氏人被匈奴击败向西北大逃亡时，尚有一小部分大月氏人未能随部逃走，被迫投降匈奴，这部分人仍然留在今天的甘肃卢水黑河流域。”“这部分人归服匈奴后，按匈奴的军事行政编制改编，有一个家族世袭匈奴人统治下的沮渠小官，当初并无姓氏，直到300年后沮渠蒙逊的前辈需要有个姓氏的时候，才应用这个世袭的小官名‘沮渠’为姓，开始姓‘且渠’或‘沮渠’……”但事实却是，沮渠人并不是被匈奴化的大月氏人。历史上的相关记载表明：大月氏人西迁后，残余的大月氏人并没有投降匈奴，也没有留在今天的张掖卢水（今黑河流域），而是向南撤退到祁连山谷地及南麓与羌人杂居，即史书上说的“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后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被迫投降匈奴，按匈奴的军事行政编制改编”的事情。后来，一部分号称“义从胡”的小月氏人又北上到达河西走廊，但是这里已经变为汉朝的天下，更不会发生“被迫投降匈奴，按匈奴的军事行政编制”的事情。
汉晋时入塞居住在河西走廊张掖郡这一带的少数民族有很多，既有许多归附汉朝的匈奴人，也有少部分羌人及号称“义从胡”的小月氏人，还有不少西域各民族包括罗马军团的降人。所以，在这片沃土上并不是只有小月氏人一个民族。不过，虽然民族不同，原本是匈奴人的沮渠氏通过与周围部族联姻，从此带有羌人、月氏人、罗马人或者其他西域各民族的血液是很有可能的。汉朝时对于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小月氏人和匈奴人，对其各自的特征及称呼是区分得很清楚的，相互之间并不混淆。号称“义从胡”的小月氏人在东汉时仍可见于史书，而沮渠氏所属的卢水胡这一族名在东汉时也出现在史书中。由此可见，小月氏人与沮渠氏是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即使后来二者有了姻亲关系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支持上述论点的除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还有张掖居延汉简为证，卢水胡之名的实际出现可能会更早。至此，对小月氏人与沮渠氏关系的辨析已很清楚。
C、匈奴
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是，河西走廊的沮渠氏来源于迁居塞内的匈奴人，即“匈奴归附者”。沮渠氏族群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族。沮渠氏的先人担任的是匈奴沮渠官（也译作且渠），这个官职在匈奴政权的中央和各地方都有，并不是只在河西走廊的匈奴地方政权中才存在。在前2世纪初的汉文帝时期，便已有担任沮渠官的匈奴人雕渠难以单于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原；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时期，左大且渠都隆奇（此人后来入塞归附了汉朝）甚至参与了当时几个单于的废立，可见这个官职在匈奴帝国中是比较重要的。在匈奴帝国，如沮渠之类的官职都是由一些特定的家族世袭的，正如《史记》所言：“诸大臣皆世官。”这也就意味着：最晚在前2世纪初，沮渠氏先人的家族就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绝非单枪匹马闯天下。
应当看到，他们并不是始终待在匈奴帝国不动的。根据《史记》《汉书》等记载，从前2世纪前期（汉文帝时期）到前1世纪后期（汉成帝时期），匈奴人入塞归附者络绎不绝。在这些归附者中，既有单于太子、名王等上层统治者，也有都尉、沮渠、当户等中下层官员及其亲属。他们多被安排在沿边属国居住，位于河西走廊的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便是重要的吸纳地，于是归附者中的沮渠氏就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并传承下来。此为一说，还有几种别的解释，但归汉时间基本上都不晚于前1世纪。他们以属国胡骑的身份，屡屡参与汉朝组织的出击匈奴的战斗，发挥了很大作用。
至于沮渠氏以官为姓起于何时，这并不是个复杂的问题。根据《晋书》等诸多史籍对这件事的记载，通常为这种格式：“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其祖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这就说明以官为氏这件事并非沮渠蒙逊所为，而是其祖先所为。是什么时期的祖先所为呢？无疑是在他们担任匈奴左沮渠时所为。因为祖先归汉后所在的张掖属国或张掖居延属国虽亦有沮渠之官，但是属国的沮渠与匈奴的沮渠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在归汉后才以官为氏，话就会这样说：“其祖先世为属国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由此可知，沮渠氏开始以官为氏是在匈奴帝国的鼎盛时代，即发生在他们归汉之前的前3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这一时期。匈奴帝国的诸大臣皆有其所属的氏族，而且随着发展也衍生出了更多新的氏族及相应的新姓氏，越往后期这种情况就越明显。比如在前2世纪的西汉文帝时，有一位担任当户并且兼任沮渠官职的匈奴使节，他的姓名就是雕渠难。从其姓名可反映出这个稀有氏族的存在。沮渠氏也不会例外，以官为氏就是他们最自然、最直接的做法。
沮渠氏与义渠一族有无关系、血缘如何，以及后来经过了怎样的融合变迁，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而一个家族或部落也不是几年、几十年就能够壮大成了气候的，那必定有着极其曲折和不得已的艰难挣扎，这势必成就他们的许多传奇。
二、张掖属国与五凉更迭
1.张掖属国
张掖属国，是西汉驱逐匈奴后，专为管理张掖地区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小月氏和一部分原依附匈奴而生的势力，以及归降了大汉的匈奴部族而设立。张掖属国初设之时，和郡为平级，与张掖郡同为地方一级机构，属国设都尉一职，和太守也是平级，享有同等权利。似乎，张掖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和神秘脱不开关系，故而时有争议，就比如张掖属国这个特殊的机构，关于设立时间和设置方位一直都存有多种争议。但不管结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张掖地区自古以来便为多民族聚居之地，自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权的政治版图起，历朝历代对辖理少数民族亦从未松懈。张掖属国，也许是最早的民族管理施行先进示范点，它开启了民族自治的先河，也为少数民族争取到了在当时以汉为尊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下的相对权益，上层统治者采取“以夷制夷”的管理方式，任用了一些少数民族官吏来协助治理。久而久之，那些学会了如何处理政务和获得民心的少数民族为官者，便积累了掌管一方的能力，又加上他们内心根深蒂固的异族反抗思想，难免生出割据独立的野心来。因此，张掖属国的设立，虽然对当时的社会安定有着和谐促进作用，另一个方面却在一定意义上为两百多年后的五凉纷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2.窦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张掖属国设立以来，就职的都尉来来去去行色匆匆，其中最有名、最值得大书特书的非窦融莫属。如果说设立张掖属国令少数民族觉醒了割据政权的野心，那窦融的到来则让他们看到了拥有自己政权之后的开挂人生。毕竟，有几个人能经得住万众臣服带来的成就感和荣华富贵带来的高品质享受的诱惑呢？
窦融，祖籍陕西扶风，但实际意义来说却是个地道的河西人，他的高祖父曾任张掖太守，从那时起祖辈经营河西，在张掖等地的人脉可谓根深叶茂，自然具有丰富的与各民族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河北巨鹿太守和张掖属国都尉之间，窦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河西才是乱世之中的安身立命之地。史书中记载，窦融劝家族人等西入河西时曾精准分析时政，他说：“现在天下大乱，何时稳定很难预测，河西地肥民富，东面的黄河又是天然屏障，而张掖属国有万余精兵，一旦情势紧急，只要把住黄河渡口，就可保河西无虞，那里实在是保全家族的宝地、福地。”
不得不承认，窦融的分析判断掐准了乱世之脉，在他带领窦氏全族移居张掖后仅两年时间，刘玄的更始政权倒台，刘秀即皇位称帝。窦氏偏安河西，躲过了那场腥风血雨。之后的数十年间，窦融坐镇张掖经营河西，他广交英雄豪杰，关心民间疾苦，对张掖属国及其境内各胡族都一视同仁、关怀备至，逐渐获得了河西人民的拥戴，让他成了控制河西诸地的实权派。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窦融受到河西五郡共同推荐，做了“河西五郡大将军”，军政大权独揽一身。窦融当上五郡大将军后，第一时间调整人事，将五郡太守都换成了亲近自己的人，任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厍钧为金城太守，并设从事官行监察之事。河西五郡空前团结，在军政上着重操练兵马、招贤纳才、修筑城防，不断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将五郡打造成联合出击、互为援引的共同利益体。他还曾身先士卒，亲自率军与其他郡县相互配合保卫河西边境，对护疆有功的军民大加奖赏，确保中原战火不止的大环境下河西地区稳定繁荣的大好局面，使得中原许多士子儒生以及从事各类行业的民众蜂拥来投寻求庇护。窦融施行仁政，对慕名投奔和逃荒流亡而来的人都以礼相待，让他们得到了妥善安置。这些人员的到来，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知识，极大地促进了张掖经济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奠定了五凉文化的稳固基础，为五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适于生存成长的温床。自然，也为两百年后的五凉割据政权悄然掀开了序幕的一角。
审时度势，待价而沽，这也许是窦融能够成功，并于乱世之中还能保证善始善终的最大优势所在。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后，窦融很想归顺刘秀，但千里迢迢，难以联系。恰好隗嚣打败了反对刘秀的冯愔军。邓禹奉刘秀指示派使者持节命隗嚣为“西州大将军，专制凉州朔方事”。隗嚣为顺民心，奉行建武年号，并行文河西，给窦融等人赐了将军印绶。这一举动正合窦融所想，他当即欣然接受，实行建武年号，一心一意建设河西。建武四年，班彪来张掖做了窦融的从事，为其出谋划策，让他专心归汉。不久，隗嚣的说客张玄也来张掖游说，劝窦融与隗嚣、公孙述联合，抗拒刘秀搞独立王国。窦融召集五郡太守及其谋士商议，多数人认为刘秀“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应归汉，而少数人不同意。窦融在班彪等人的策划下，耐心说服大家，于建武五年（29）夏派刘钧去洛阳上书事汉。刘秀便复玺书，封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凉州牧”。
建武六年五月，隗嚣举兵造反。窦融让班彪写了《让隗嚣书》，劝嚣归汉，实现统一。隗嚣不采纳窦融的建议。窦融等便解去隗嚣曾授的将军印绶，杀了说客张玄，彻底与隗嚣断绝了关系。同时，还上书刘秀，约定日期，东西夹击隗嚣。建武七年（31），隗嚣攻安定，刘秀御驾西征。窦融率五郡太守及小月氏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两军会师于宁夏固原共同攻嚣，嚣军大败，“城邑皆降”。刘秀封窦融为安丰侯，窦友为显亲侯，竺曾为助义侯，梁统为成义侯，辛彤为扶义侯。封爵礼毕，窦融率兵凯旋继续回守张掖。建武十二年（36），隗嚣、公孙述的残余势力在窦融的连续追剿之下被彻底消灭，刘秀诏令窦融等回京师奏事，官属宾客们全随着窦融启程。乘车一千多辆，赶着蔽野的驼马牛羊，浩浩荡荡到了京城洛阳。窦融登了诸侯的高位，得到丰厚的赏赐，受到惊人的恩宠。数月之后提升为冀州牧；十余日后，又升为大司空。由于窦融功高，窦氏一门俱有封赏，家族的荣耀一时风头无两，俨然成了人人称羡的勋贵之家。窦融很有忧患意识，生怕窦氏过于高调引来杀身之祸，以自己不是中兴元老为由，多次提出辞去爵位，而刘秀对他信任有加不予批准。直到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窦融堂兄的儿子窦林作护羌校尉时，因弄虚作假而被处决，窦融才借机还乡。他78岁而死，被封为“戴侯”。
3.张轨与前凉
窦氏之后，到晋惠帝时，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延续了河西地区的安定繁荣。张轨沿用当地有才干的人共同治理凉州，课农桑、立学校，阻击入侵的鲜卑部，保境安民，抚定地方，成为继窦融之后第二个获得河西官民真心爱戴的主政之人。永嘉之乱时，天下分崩，独张轨贡使不绝，并遣将北宫纯勤王赴难。自洛阳沦陷后，中原和关中地区人民流入凉州的很多。他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分西平（今青海西宁）郡界置晋兴郡，以处流民。又铸五铢钱，通行境内。愍帝即位长安时，张轨又遣将宋配助卫京师。314年张轨病死，长子张寔继任凉州刺史，晋愍帝司马邺任命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张氏世守凉州，有了强大的根基。西晋亡后，凉州张氏称王，自号凉王，史称“前凉”。前凉长期使用晋愍帝的建兴年号，虽名晋臣及向数国称臣，但实为独立的割据政权，并不听命于东晋的地方政权。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时，前凉达于极盛，境内分置凉、沙、河三州，设西域长史于海头，在今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其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居延”。353年张重华死后，王位被奸诈的张祚夺走。354年，凉威王张祚改元称帝，前凉国正式进入自治割据。此后张氏宗室内乱不绝，凉国大姓也起兵反抗。十年争权夺位的斗争，使国势大衰，到张天锡时已失去今甘肃南部。376年，前秦主苻坚以步骑十三万大举进攻，张天锡被迫出降，前凉灭亡。张天锡后来到了东晋，得了个官，死后被“封”为归义侯。前凉先后与前赵、后赵发生过战争，多次击败刘曜、石虎的进攻，但慑于对方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曾向前赵、后赵称臣纳贡。张氏子孙世代保守的凉州，是当时中国北部较为安定的地区，河西走廊商业繁荣，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也较发达。
4.后凉、南凉、北凉、西凉
前凉灭国后，凉州大乱，吕光趁机拥兵自立，建立了后凉政权。而后凉建立没多久，吕光麾下鲜卑族将领“秃发乌孤”也效仿他的上司，分裂出来自立为王，建立了南凉。之后的事情就很明晰了，因为吕光杀害沮渠蒙逊的两位伯父，激起沮渠氏公愤，沮渠男成拥立段业建立北凉，之后沮渠蒙逊阴谋、阳谋一番运作，将段业取而代之成了国主。至于西凉，则是原为北凉治下的敦煌太守李暠拥兵自立而建立的。
5.五凉文化
五凉是历史上属于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五个小国家，各国你征我伐争战不断，其寿命都非常短暂，最长的北凉也只有64年，而后凉和南凉只维持了18年。北凉国史在史书上的记载是43年，但沮渠牧犍归魏后，其弟沮渠安周和沮渠无讳败逃出关，攻下了当时的楼兰国，继续称号北凉又维持了十余年才彻底灭国，总体算来是64年。在当时天下大乱的时局中，五凉地区之乱相对于中原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纷乱战事虽时时有，但总体上各国自治用心经营，河西走廊依然相对保持了平稳过渡，经济文化各方面反而都有所进步。从历史形成原因来说，“五凉文化”并不能简单认为是五凉时期诞生的特色地域文化现象，还要往上追溯到张掖属国的建立，和窦融、张轨等人在河西的经营，没有之前几百年的铺垫积累，五凉文化恐怕无从谈起，更不会拥有影响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
抛开政治谈文化是不负责任的，五凉文化的发源、兴盛以及传承，与政治、政权的更迭相辅相成，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舍弃内在根本的研究。五凉文化，更不能片面地认定是属于一座城市、一块地域的“家传”，而应该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和政治现象共生的结合体。
二、一个君王心目中的佛国净土
1.北凉沮渠蒙逊
泱泱华夏薪火传承，从三皇五帝到称洪宪帝仅两个月的袁世凯，历经几千年的君主制彻底结束，其间总共诞生过830位君主。在这些当权君王里面，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不是最差的那一个，但亦不是最耀眼的一个，史书上对这位少数民族君主的评价褒贬不一。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天幕中，北凉短暂的统治和沮渠蒙逊这个小国君主，仅仅是其中一颗毫不起眼的星子。但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固然蜚声中外，成就了千古帝王的盛名，而像沮渠蒙逊这样的君王，亦有属于他自己的辉煌和政绩。沮渠蒙逊被誉为东方“阿育王”，为佛教的东进与兴盛做出过举足轻重的贡献，他执政期间修建的佛寺、佛像，支持翻译的佛经不计其数，由他兴建开凿的马蹄寺石窟和天梯山石窟、文殊山石窟、金塔寺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号石窟至今都巍然屹立，早于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许多年，天梯山石窟更是公认的中国石窟鼻祖。
2.昙无谶
也许是受到了孔雀王朝那个声名显赫的阿育王事迹的影响，年轻时不惜屠戮手足也要达到目的，攻灭西凉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屠城的沮渠蒙逊，在当上北凉国主之后，忽然异常笃信佛教，热衷于佛法经义，开始大肆修建佛寺，开凿石窟供养僧人。昙无谶，就是这个时候被沮渠蒙逊迎请而来，并拜为国师，为沮渠蒙逊营造佛国净土的西域高僧。
昙无谶本是中天竺人，随达摩耶舍学习小乘佛法，后遇白头禅师授树皮《涅槃经》，改修大乘。约411年，昙无谶携《涅槃经》等经书从西域行至河西走廊，正值崇尚佛法的沮渠蒙逊统治河西，对他十分礼敬，提供条件，让他得以译出《涅槃经》。“宣说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国阿利罗跋提河边的婆罗双树间临涅槃时向大众所说佛法，阐述佛身常驻不灭，及常乐我净之义、众生悉有佛性乃至阐提成佛等旨，被列为大乘五大部经之一”。这次译经引发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大地震，解决了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佛性问题”，涅槃宗由此形成。昙无谶的到来使得张掖成为涅槃宗的发源地，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理论受到广大信众的认可，涅槃信仰迅速席卷全国，尤其在张掖，上至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更是对涅槃佛法推崇备至。
佛教在沮渠蒙逊的支持下得到大力弘扬，听闻昙无谶授命于君主翻译佛经，当时有本就身居河西走廊一带传教的西域僧人纷纷赶来投效，僧侣人等受到极大的尊崇。沮渠蒙逊是虔诚的涅槃佛法信奉者，接受了涅槃法的洗礼，他开始着手选址开凿石窟。这一举动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专业技术人才，要求施工者不但雕琢技艺精湛，还要能领会佛法经义，而昙无谶和那些来自西域的僧侣就是最好的设计者。昙无谶和一众僧侣自然乐见其成，为沮渠蒙逊的石窟建造鞍前马后不遗余力。随着昙无谶回国搜集佛经，带来了更多的西域工匠和僧侣参与开凿，短时间内，从敦煌莫高窟到张掖马蹄寺，及至当时的国都故臧天梯山，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工程。在这期间，沮渠蒙逊的母亲车氏患病身亡，对信奉涅槃佛法的沮渠蒙逊来说，没有比建造一座母亲真身佛像来进行供奉更能体现孝道的事情了。因此，他下令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让工匠们雕琢出一座六丈高的女性石像来，于故臧以南正在修建的天梯山石窟供奉，以示敬缅。
如果就此便说沮渠蒙逊是个事佛至诚的信教徒那就太过片面了，这位身体里延续着义渠戎之狼性血液的君主，原本就不具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觉悟，他之所以支持佛教大兴，更多的可能是对自己所做过的那些事，或是对正在兴起的一场场战争杀戮的一种精神安慰。在他的心目中，佛国净土应当是一个能够洗脱所有罪恶，给予自身心灵救赎和宽慰的避难之地，涅槃佛法正好能够解决他内心的自责和愧悔，因而才得到了他极大的认可，并乐于推行发扬。可是，一旦他自认为可以摆脱一切烦恼的佛法并不能从现实出发提供利益时，沮渠蒙逊还是暴露了他残暴的一面。
在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沮渠蒙逊派遣世子沮渠兴国攻打枹罕失利而战死，沮渠蒙逊十分痛心，将心中的愤恨迁怒于佛法之上，认为儿子的死是因为佛法不灵，没有得到理想中的庇佑才有的悲剧。于是，他下令砸毁佛塔、寺院，驱赶僧侣出境。有一次巡行阳述山，恰好一群僧人避于道路旁被沮渠蒙逊看到，他一见之下顿时发怒，当即杀死了这些僧人继续赶路。之后，有将士官员人等偶然看到沮渠蒙逊为自己的母亲特意打造的那尊石像在默默流泪，众人惊惧急忙上报，沮渠蒙逊闻讯亲自来看，那尊石像果然泪如泉涌。石像显圣，流泪示警。这种异象不知真假，但昙无谶随即出现，一番恳谈之后沮渠蒙逊深感自责，遂召集官民信众开设法会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然后又召回僧侣重新开寺建塔，支持佛法传教恢复如故。
于佛家典籍里书写的这则小故事，是被当作劝导信众一心向佛而广为流传的。整个事件当中，六丈石像似乎是重点，但真正要告诉世人的深层次道理却不仅仅是尊奉佛法这么简单。沮渠蒙逊作为一代君主，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判定一门法理是否能够存续，佛寺可以摧毁，但真正的佛国净土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善恶自在人心，佛魔一念之间。也许，这才是佛家想要告诉信众真正应该追求和明悟的道理吧！
只是，昙无谶努力半生，在沮渠蒙逊身边苦心孤诣地传道授业，却依然难以消除这位杀戮成性、脾气暴戾的君主骨子里热衷征战的秉性，沮渠蒙逊心中的佛国净土，使他偏执地认为昙无谶一旦离开北凉就将变节，将会对他的北凉政权构成威胁。433年，北魏主拓跋焘听到昙无谶会种种秘术，派人到北凉接昙无谶，沮渠蒙逊既因魏国强大不敢拒绝，又怕昙无谶去了北魏之后对他不利，便暗下杀心。恰恰昙无谶当时有再去西域求《涅槃经》之意，这正合沮渠蒙逊之意，他巴不得昙无谶远离北魏。但远行西域的昙无谶依然让沮渠蒙逊不能完全放心，他假意不舍赠送财帛以作赞助，却在路途中派刺客杀害了昙无谶。一代宗师就此殒命。昙无谶死了，但佛教和他带来的无上佛法却在河西大地上牢牢扎根，佛国之中并不缺信徒，沮渠蒙逊却到底因为对昙无谶的暴行失了民心。北凉的臣民得知了大师昙无谶之死的背后隐情，再也无法仰视他们心中曾经圣明的君主，对这个政权的未来也渐渐不抱希望了。到沮渠蒙逊死后，他的儿子沮渠牧犍继位，北魏大军兵临城下时，城中官民百姓竟连一点抵抗的心思都没有，在王室成员带领下抛弃了他们的君主，主动开城迎接北魏军队入内。可见，这样的局面乃是北凉臣民对君王和国家的失望积攒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有的结果。因为，此时的北凉百姓思想中已经有了佛的烙印，他们更愿意相信那个也开始信奉佛法的北魏皇帝。民心所向，水能覆舟，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抛开宗教看历史，如果没有沮渠蒙逊这个人，虽然也难以抵挡佛教东进大兴中原的脚步，但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推行，为河西走廊丰富的文化艺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今天才能有幸领略到恢宏灿烂的中西交融之下独特的河西文化。有学者概括命名河西文化为“敦煌文化”，其实，还是过于狭义了。“敦煌文化”只是河西走廊文化特色其中之一的直观体现，却代表不了整个河西千载沉淀而来的文化底蕴。说“敦煌文化”置其他地市于何地呢？要知道，河西走廊诸地归属大汉建郡而治，敦煌郡是最晚的那一个。或许，有人会觉得笔者斤斤计较，毕竟敦煌莫高窟驰名中外，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西人，窃以为这个叫法有失偏颇，我们研究历史遗存、挖掘传统文化，不应该以当今名气大小来衡量历史价值，岂知“文化”后面还有一个词汇是叫“底蕴”的。敦煌，因为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宗教典籍，为我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外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因而诞生出一门新学科叫“敦煌学”。不可否认，敦煌学的兴起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带动西部地区文化事业发展，激发社会公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在这背后还有无数岁月里为河西走廊的发展和西部文化繁荣默默奉献的一代代劳动人民，以及那些为戍守边疆黄土埋骨的有志之士。正是因为有他们数不清的汗水和心血，才换来了灿烂夺目的文化艺术珍藏，有了今天响当当的“敦煌学”。不过，敦煌学不能等同于敦煌文化，敦煌文化也不能完全囊括河西走廊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各种文化。因为，莫说什么“敦煌文化”的名头，即便河西文化也只是浩繁的丝绸之路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单凭一座城市、一片地域就要概括一整个文化体系，肯定是缺乏科学依据和客观历史的片面说法。
一代君王营造的这片佛国净土，为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佛理对人精神方面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份中西融合后崭新的文化艺术现象。如果真有往生一说，不知道沮渠蒙逊能否看到今天由他主推打造的石窟艺术依然璀璨夺目？而这份已经流传千年，并将继续被继承、欣赏下去的文化瑰宝，是否就是他心目中那个真正的佛国净土呢？我想，应该是吧！
三、兴也无谶亡也无谶
1.整顿内政
北凉初建时期，处在后凉、南凉、西凉的强邻压境之中，形势险恶。为了巩固政权，沮渠蒙逊重用通晓法典的汉族人士治国，并在此基础上整顿内政。首务是扭转因连年争战而造成的农田失理及粮食等物资匮乏的情况，实行轻徭薄赋，令民“专功南亩”的政策。同时，放宽刑罚，赈恤灾荒，检查失政，严督官司吏，劝课农桑，以期“明设科条务尽地利”。蒙逊纪纲严明，对卢水胡豪强，有蠹国害民的严惩不贷。元兴二年（403）八月，镇守临松郡的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孔笃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民愤极大，两人虽为蒙逊伯父，也未获宽贷，先予严责后勒令自杀。
2.提倡儒学
蒙逊执政时，提倡儒学。对“凉之旧臣”有才望者，“咸礼而用之”。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聪明过人，注王朗《易传》，撰《十三州志》，行于世。沮渠蒙逊很器重他，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史30人，点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郭璃的学生敦煌人刘昞，曾在西凉李暠时为儒林祭酒，从事郎中，著《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等一百多卷行于世。东晋元熙二年（420），北凉灭西凉，沮渠蒙逊又拜其为秘书郎，专管注记，在京城建造陆沉观，供其居之，“学生数百，月致羊酒”。到沮渠牧犍时，尊刘昞为国师。敦煌人宋繇，后凉吕光时举秀才，任郎中，后投奔北凉段业，因段业“无远略”，又西奔西凉李暠，沮渠蒙逊下西凉后，拜宋繇为北凉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重任。除上述人物，还有张湛、索敝、阴兴、宗钦、程骏、程弘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张掖，蒙逊都给予殊荣，使他们得以其长效力国家。
3.文化与佛学
由于沮渠蒙逊采取了上述举措，使北凉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比河西同时期的后凉、西凉、南凉有显著进步，国力也比较强盛。承玄元年（428），蒙逊夺得西秦的枹罕、西平郡（今西宁）两郡，又占领河南、湟水地区。到430年前，完成了整个河西走廊的统一，疆土东接金城（今兰州），西包敦煌，势力所及达于葱岭。沮渠蒙逊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同时对河西文化还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普及佛学中起了重大作用。玄始中（412—425），蒙逊请天竺高僧昙无谶到姑臧传授佛学和译经，先后与河西沙门惠嵩、道朗等合作，译出《涅槃经》36卷，《六等大集经》29卷，共14部。蒙逊执政期间还先后开凿了天梯山石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部分洞窟和金塔寺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第272、275号等石窟，成为河西文化的瑰宝。南朝宋元嘉十年（433），沮渠蒙逊卒，年66岁，儿子牧犍即河西王位。六年后北凉被北魏灭掉，北魏接受姑臧城市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从此可以看出北凉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之一斑。
4.沮渠蒙逊与昙无谶
沮渠蒙逊执掌北凉三十年，从一代明君变成晚年时期的荒淫残暴之主，这里面与昙无谶大有关系。昙无谶在崇尚佛法的北凉任国师，他的地位异常尊贵，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昙无谶久伴沮渠蒙逊身边，对王室隐秘知之甚多，知道的多了承担的相应风险也就大了。有史官曾记载说，昙无谶深晓巫咒之术，对男女房中术的研究更有独到的见解，在被沮渠蒙逊尊为“圣人”之前，曾经效忠于楼兰国王室，当时的国王比龙对其也是尊崇有加。据说，昙无谶经常教习贵妇们秘术，这种秘术可以让女人多生男孩儿，在以人丁多寡作为绝对实力象征的古代，精通此术那就相当于握住了国家命脉。因此，昙无谶受到楼兰国王重用，时常流连于宫廷王室中间如鱼得水。
以现代医学来分析，生女生男事关基因学的深层次理论研究，目前为止人类都没有掌握出生性别的技术性控制，远在两千年前的古代，一个佛门中人又凭什么说精通此术呢？正如有人调侃猜测的那样，大概率昙无谶这个所谓圣人所擅长的并非生育之道，而是房中狎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否则，又怎么会出现他与楼兰王的妹妹曼头陀林私通，事发后被楼兰王室追杀的风流官司呢？当然，还有一则传说中言称，昙无谶并不仅仅是因为与公主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之事才遭追杀，而是这个和尚得知了一个关乎楼兰国兴亡的重大秘密，这才令楼兰王室想要除之而后快。
逃亡到河西走廊的昙无谶一开始并不在河西中心腹地的张掖，而是悄然藏身于敦煌，凭借他对佛理的造诣获得了当地官民的爱戴，很快又跻身于西凉国上流人士的交际圈，西凉王李暠对昙无谶也多有照拂。随着昙无谶的名气日盛，北凉主沮渠蒙逊对其人有了招募之心，如果昙无谶手上真有一件令君主们趋之若鹜的神奇宝物，那西凉的灭国就是因这个和尚而起的第一桩惨案。不管是否武力胁迫，还是昙无谶自己的意愿，总之他来到北凉成了沮渠蒙逊的座上宾，并被赋予极大的权力主
持开凿马蹄寺石窟。与此同时，沮渠蒙逊秘遣自己的儿媳妇、女儿们去国师那里学习秘术，对昙无谶也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和倚重。我们姑且不去探讨沮渠蒙逊后来灭佛的行为，是对佛法失望，还是这个雄霸西北的君主心中一开始就别有所图，他对昙无谶一直以来都是宽厚和礼遇的，直到北魏皇帝拓跋焘公然索要高僧到魏国时，沮渠蒙逊忽然便动了杀心。他一边好言好语礼送昙无谶回天竺故国去取经，一边命人暗中截杀陪了他数十年的“圣人”。昙无谶为什么不去实力和地域更为广阔的北魏传道，而是选择避其锋芒借口西行取经而回国呢？有人分析，昙无谶陆续从楼兰、西凉到北凉，轮番在三个国家的王室中厮混，对形势和人心都有相当的洞察力，他一定意识到了自己将会成为北凉灭国的导火索，所以聪明地选择了再次逃亡，只是没想到他眼中最具有佛性的北凉王却成了他生命的终结者。
拓跋焘索要昙无谶不成怒火中烧，就此加快了吞并北凉的步伐，沮渠蒙逊也因为弑杀昙无谶有了心魔，不到一年便死于心绞痛。再之后，沮渠牧犍继位，但仅仅几年时间，北魏军强势进攻灭掉了沮渠家建立的北凉国，紧接着兵峰未歇继续西进，把矛头对准了楼兰国。故事回到了原点，楼兰在当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国王比龙更是没有一点儿敢于对抗北魏的野心，他们连原来的西凉和北凉都奉为上国进行纳贡，又怎么会招惹拓跋焘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昙无谶曾经掌握的那个秘密。早在北凉灭国之后，沮渠安周逃入楼兰境内时，比龙王就率领一部分国人亡命天涯去了，离去之前还对太子真达说起：“唇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魏书·西域记》）用白话文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唇亡齿寒是自然的道理，现在武威被魏国灭亡，接下来就会轮到我们了，要是再让他们通过使臣知道了我们的国事，就是我国灭亡的时候了，不如趁早断了这个念想，或许还能支撑得长久一些。
比龙王所说的“国事”显然是个大秘密，是一个令别国觊觎会使得楼兰灭亡的秘密。所以，在败军之将沮渠安周只带着3000人来犯、楼兰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比龙王还是毅然带领国人亡命而去，留下太子守城抵御。楼兰国王比龙原本以为自己带着秘密逃走，就可以保全国家，殊不知正是因为他的逃跑令国民产生恐慌，当沮渠安周兵临城下时双方交战，楼兰军无心恋战一触即溃，太子只得投降做了安周的阶下囚，楼兰宣告灭国。
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昙无谶被杀之初，远在平城的拓跋焘派出使臣前往楼兰，一个月之内就有多达20次遣使往楼兰去交好比龙。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拓跋焘的热情肯定不是单纯为了拉拢弱小的楼兰国，以北魏的实力完全不需要如此纡尊降贵去结交一个西域小国的君主，很大可能还是跟昙无谶有关，跟昙无谶掌握的那个秘密有关。既然昙无谶死了，那他只能向楼兰王索要了。这么看来，楼兰王那一通隐晦的言语就完全说得通了，他是不愿意交出秘密才提前逃遁的，甚至不惜灭国也不能交出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是又一个藏进历史褶皱中被永久尘封的千古悬案。楼兰消亡一直被当作一个神秘事件，但最大的神秘之处或许不是小河女尸，也不是楼兰后裔确定为哪一民族，而是比龙带走的那4000户国民的下落，以及那个连续导致几个国家灭亡、令一代传奇僧人昙无谶暴尸荒野的重大秘密。
拓跋焘执意要得到昙无谶，为的绝不是佛法，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北魏“灭佛法诏”一令的颁布就是实证。444年，拓跋焘正式下令灭佛，要求凡臣民百姓不得包庇僧侣，窝藏僧侣者满门诛杀，限定日期强制僧侣到官府自首，供奉佛像的一旦发现也满门诛杀，并勒令各地打砸佛像焚毁经书，佛门中人不论老幼一律活埋。可以看出，这场灭佛运动真是残酷血腥，从古到今这是最为残忍的一次灭佛行为。这里面固然有对国家治理的需要，也有对当时佛教滥行天下的统管必要，但谁又能说清楚，此时的拓跋焘是不是因为没有得到昙无谶和楼兰的秘密，进而迁怒于佛教徒了呢？从统治意义上来说，拓跋焘这一举动促使国家劳动力大幅增加，那些打着佛门旗号不劳而获的人被迫参与劳动，令北魏国力和库廪都有所增长，为以后的孝文帝迁都洛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代高僧昙无谶怀揣秘辛而死，楼兰国王扔下国家离奇出逃，西凉、北凉相继灭亡，北魏大肆屠杀佛教徒、捣毁佛像、焚烧佛教典籍，这些惨剧都与昙无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北凉王沮渠蒙逊，他通过推崇佛教赢得百姓真心拥戴，又因为杀害高僧失去民心，最后竟被拓跋焘以此为借口兴兵征伐，导致北凉灭亡，当真是兴也无谶亡也无谶了。
四、一脉相承的石窟艺术
1.马蹄寺石窟群
张掖马蹄寺石窟群，是在北凉沮渠蒙逊执政期间发起开凿，魏晋之后历朝都有增补修缮的石窟艺术群落，位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南的临松山中。马蹄寺石窟由北寺、南寺、金塔寺、千佛洞和上、中、下观音洞等处组成，各处相距数十千米不等，是中国佛教重要的石窟之一。
2.天梯山石窟
与马蹄寺石窟相隔两百多千米的天梯山石窟，亦是北凉沮渠蒙逊主持开凿，但天梯山石窟有文史记载，马蹄寺石窟的创建者和创建年代至今还有争议。不过，根据洞窟形制和造像风格判断，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包括金塔寺石窟在内的张掖境内石窟，都与史书中“凉州南山石窟”的创建者沮渠蒙逊有关。现存的石窟，是在北凉开凿基础上从北魏到明清历代营建或重修而形成的规模。
3.金塔寺石窟
马蹄寺石窟群落中，金塔寺石窟保存最为完整，金塔寺石窟虽属于马蹄寺石窟群，但距离马蹄寺石窟主群有相当一段距离。有关学者考证，在连绵的祁连山脉中单选一地开凿石窟，并不是随意而为，如果金塔寺的开窟时间与昙无谶在张掖活动的时间有交集，加上沮渠蒙逊对涅槃佛法深有研究的昙无谶的推崇，选择形似涅槃卧佛的山崖而开窟造像，就是符合推理和逻辑的。由此还延伸到了张掖市内建造于西夏时的大佛寺内佛像成型的源头。
4.张掖大佛寺卧佛
众所周知，张掖大佛寺内供奉着国内最宏大的释迦牟尼涅槃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卧佛”。涅槃佛法兴起于河西，又逐渐东进成为佛教众多教义理法中最经典的一门佛法，其中昙无谶和沮渠蒙逊的推行功不可没。以至于到了西夏李氏皇室之中，他们还是对涅槃佛法信奉尊崇，越是身份地位高的人越对涅槃佛法中说的“人人皆可通过修行，最终获得涅槃成佛的大超脱”佛说而深为信服。如此一来，西夏朝建造一座涅槃佛就合乎情理了。
有了石窟群才有马蹄寺，先有临松薤谷始有凿窟静修。修习涅槃佛法的善男信女心目中，非深山幽谷不能逃避红尘；专注于传道授业的士族儒子认知里，非青山绿水不能蕴养妙笔华章。因此，临松薤谷中有了第一座洞窟，率先开凿者是谁尽管时有争论，但不外乎这两类人士。马蹄寺最早开凿，带有显著的印传佛教特色，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过渡为汉传佛教圣地，到今天却已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结合的寺院，观光时可见，既有喇嘛在此修行，也有和尚在这里禅定受戒，相互融合，和谐共生，倒也算是一大特色。相传，曾有天马在此饮水遗留马蹄印，寺院因此而得名，马蹄印迹现存于普光寺马蹄殿内，是马蹄寺的镇寺之宝。普光寺即是马蹄寺，乃明代永乐年间改名的叫法，清代时康熙、乾隆二皇帝还曾向寺院钦赐金马鞍、龙袍，现于肃南裕固族博物馆中收藏保护。
5.石窟艺术
石窟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占地面积多大的巍峨殿阁馆舍，也没有参天古木拱卫，而是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犹如蜂房一般的洞窟来，以供佛、礼佛。马蹄寺最具盛名的标志性洞窟是“三十三天”，由7层21窟构成，取自佛教梵语的意译，形容最高的地方。“三十三天”造型十分独特，洞窟错落有致，相互之间建有之字形的隧道相连通，全部来自手工挖掘雕琢，虽不如其他地方的石窟佛像高大宏伟，但洞窟之多、洞窟悬空之险首屈一指，足以与敦煌莫高窟相媲美。若论马蹄寺地处的临松薤谷之美景，碧峰清泉、冰山瑞霭，尤其到了夏天松柏鼓涛、溪流鸣唱，绿草如茵的草地上百花斗艳，是最接近大自然的旅游避暑绝佳之地。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南部山崖间，天梯山坐落地“张义堡”，现名张义镇，正是最早的张掖县辖地治所，不得不说两座石窟东西而望遥相呼应，延续了张掖与张义的历史渊源和情感维系。北凉中后期这里是都城故臧所在，沮渠蒙逊亲自主持修建，规模自然不容小觑。只是由于受到历代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侵蚀，天梯山石窟群毁损严重，很多小型的石窟已经荡然无存，记载中沮渠蒙逊为其母专门打造的佛像也难觅踪迹了。现存完整的只有第13号窟，一座身高28米、宽10米的巨大坐佛塑像。天梯山石窟虽然最早开凿于北凉时期，但有专家考证这座大佛却是唐代建造，相传为弘化公主所建，与石窟中最有价值的北凉洞窟同属于我国国宝级石窟。天梯山石窟不仅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被史学界誉为“石窟源头、石窟鼻祖”。如此美誉，说明中国的石窟艺术是自西向东发展壮大的，而国内石窟艺术的一脉相承，还要从北凉说起。
从北凉国主沮渠蒙逊迎请昙无谶到国都翻译《涅槃经》开始，西北掀起空前高涨的佛学禅修之道。有了大批热衷于参禅修行者，营建禅寺庙院和供奉佛菩萨就势在必行了，而涅槃宗提倡静修苦禅，就需要寻找优雅僻静的地方凿窟以居远离红尘。在这样的背景下，昙无谶的弟子昙曜勇挑重任承担起了选址建造的设计与实施工程。昙无谶师徒很快选定景色秀美的凉州南山形似天梯的一座山崖，决定在这里开凿石窟。沮渠蒙逊早期是忠实的涅槃宗信士，对他亲自封奉的国师昙无谶的提议自是举双手赞成，他下令召集工匠，调遣国民，开始大规模建造石窟，并要求具体负责施工监管的昙曜在窟中为他逝世的母亲雕凿了一尊六丈高的石像。天梯山石窟修建成功，成就了天下石窟艺术鼻祖的非凡地位，也让昙曜成了杰出佛教徒和出色的寺庙建筑大师，他的名气随着精美恢宏的石窟面世而蜚声朝野，涅槃宗亦有了坚固而深远的传播影响力。
北凉灭亡后，同样信奉佛法尊崇涅槃佛法的北魏拓跋氏一族一统天下，他们不但支持石窟继续开凿，还将昙曜和一众熟练匠人半请半掳到了北魏都城所在地平城，然后在那里又开凿石窟，就是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了。昙曜带领一大批工匠和佛门僧侣，一边奉命开凿石窟，一边传播佛法，开凿了著名的“昙曜五窟”，五个石窟中央都雕刻了巨大的如来佛像，象征着北魏五朝的五代皇帝权力无限和皇权连绵不绝的寓意。昙曜五窟是云冈开凿最早、气魄最宏大的石窟群，其中第16窟的巨佛是一尊13.5米高的立像，佛像昂首挺胸、形容俊美；第20窟则是一座露天大佛坐像，高13.7米，是云冈石窟中最负盛名的佛像，他面露微笑，蓄有八字须，身后加持火焰背光，还有诸佛与飞天相随。五窟大佛身高都在13米以上，最高的第17窟交脚菩萨为15.5米，虽没有凉州天梯山大佛的高度，但胜在气象宏伟、表情生动，整体亦是十分壮观。与天梯山石窟和马蹄寺石窟的佛像相比，云冈石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地域性变化，属于印度风格与面貌特点的成分减少了很多，整体造型逐渐趋向于中原化。昙曜五窟重点反映了北魏初期佛教文化的变革，五尊大佛在代表佛陀的同时，现实中还分别象征具体的皇帝个人，是佛教造像的一个崭新尝试与突破，亦是公认的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分界点，汉传佛教从此有了自己的理念和认识。
如果说云冈石窟是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分水岭，那龙门石窟就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变革的里程碑。龙门石窟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皇家佛寺，位于洛阳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它的修建始于北魏，盛于李唐，终于清末，历经十多个朝代，总营造时长达1400多年。龙门石窟最负盛名、最大的佛像是卢舍那大佛，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开凿而成，据说这座佛像是唐高宗专门为武则天所造，大佛的面容就是根据武则天的原貌雕琢复制的，当时用了三年又九个月时间才完成，因此又叫武则天像。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相貌端正，具有母仪天下的雍容之姿，风度与威严并存，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准最高的精品之作。从卢舍那佛的成型可以证明，唐时的佛教塑像已经完全舍弃印度佛教的固有面貌特征，更具有东方特色，佛像造型也完全摒弃了印度佛像“宽肩细腰”的固有模式，而是采用唐代崇尚丰腴美的时尚特点，卢舍那佛便拥有一双壮实丰圆的肩膀和饱满的整体线条。
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始，一直以来都作为皇家贵族供奉祈愿所用，孝文帝为冯太后凿古阳洞，兰陵王孙造像万佛洞，李泰为母亲长孙皇后造宾阳南洞，韦贵妃凿敬善寺，高力士为玄宗造无量寿佛等都选择了龙门，让这一方山水之间的天地有了一脉相承的最佳优势。盛唐时期，龙门石窟的发展尤为壮观，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有意营造自己乃是弥勒佛化身的神性思想来统治国家，还曾下令专门编造了一部《大云经书》来证明她是弥勒转世。这一举动令唐代皇族和贵族阶级开始崇拜弥勒佛，塑造弥勒、供奉弥勒之风大行天下，及至20余年后，唐玄宗在四川乐山计划修造大佛时，首选便是这尊象征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
乐山大佛的官方名称应该叫“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高71米，是世界上最高的石刻佛像，其宏大的造像规模和历史文化意义堪称世界之最，已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目录。乐山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临江危坐之姿是当年特意设计了用来镇水的佛像，此时的佛教塑像造型与龙门石窟相比已经成熟的基础上再增中原佛教的理念，建筑技术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建筑技巧和方法，采用泥质、木构，又杂入铁质部件的多种建造方式，前后历时90年才整体修造完成，是古代建筑史上的经典力作。乐山大佛与龙门石窟的唐代众多造像系出同源，亦是中国石窟艺术之一脉相承而来的摩崖石刻造像，为石窟艺术与佛教文化相融合的高峰代表。
中国石窟艺术发源于西部，敦煌莫高窟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最高峰，但在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却名声不显，远不如同时期的张掖马蹄寺石窟和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原因无他，敦煌石窟的大成晚于上述两个地区，而且，根据现代学者研究考证，莫高窟虽然也有北凉，甚至更早时期的石窟，但整体成为规模却是石窟艺术在中原地区成熟之后，反向流入西北而融合成型的。换言之，莫高窟是在石窟艺术大成之后，融合了地域文化特色、集多种文化结合之后的再创作表现。在莫高窟现存开凿于北凉时期的石窟，和后来历代开窟造像的特征做对比，不难发现早期的佛像建筑有着浓厚的印度风格，到了后来慢慢有所过渡，但总体还是以印度及西域为主，糅入中原风格的成分比较少。而线条雕凿也不如后世柔润，着色与之相比更缺乏饱满多变，粗犷之中尽显北凉时期沮渠氏统治下偏重于游牧民族文化的特点，只在佛窟中的供养人中有少部分汉民造型，衣着还多为胡汉结合的混合装。像存在于张掖马蹄寺石窟群的金塔寺石窟中的悬塑飞天，更是别处没有的。因为莫高窟的“敦煌飞天”是平面壁画，而金塔寺石窟的飞天则是“V”字形更具有表现力的立体高肉雕泥塑飞天，比敦煌飞天要早300年时间。因此，研究敦煌学的专家看过之后，也感叹于高肉雕泥塑飞天的精美雕塑艺术，称其为“特窟中的特窟”。
从稚拙到精致，由粗犷到细腻，聚合印度佛教文化、中原佛教文化，然后又衍生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石窟艺术随着佛教文化自西向东的传播，后又由东向西返流历经千百年方兴未艾，在中华大地到处留下佛的身影、佛的传说。石窟艺术的一脉相承，足以说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达和中华民族包容开放的胸怀。这门艺术体现了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也为我们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美术史、建筑史提供了一条脉络清晰的路线，是古人智慧和文化的结晶遗留，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继承并延续下去。
五、冲冠一怒为红颜
历史上为亡国背负骂名的女子并不鲜见，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吴之西施，还有国外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海伦……人们总把这些美女称为红颜祸水，把亡国的罪责推到女人的头上，让人既感叹男权社会不负责的推脱，又为那些可悲的女性而深感不公。新旧更替、优胜劣汰，这本是最平常的生存规律，那些消亡在历史长河中的王朝，大多为天灾、内乱、外敌入侵的多种原因构成了灭亡，史家不去公正客观地评价事实，却把国君的无能、吏治的腐败归咎于女人，当真使人啼笑皆非。
相比于那些泱泱大国中丢了江山还要女人背锅的亡国君主来，沮渠牧犍这个北凉末代君王算是比较有担当的了。沮渠牧犍是北凉国主沮渠蒙逊的第三个儿子，史书记载牧犍自小就拜汉族儒生为师，深知臣藩之礼。单从这一点来看，沮渠蒙逊对儿子的教导是十分重视的，在汉家儒学熏陶之下的继承人，最起码知道礼义廉耻。但是，沮渠蒙逊却疏忽了他们身体里始终遗留着义渠基因，有属于狼族的原始欲望，他们骨子里深埋着的疯狂任性种子，总有一天会破土发芽。沮渠牧犍完美地继承了家族基因，甚至比他那个几百年前为情所累而死于秦宣太后之手的先祖义渠君还要任性，还要执着。
沮渠蒙逊临终前，为自己的儿子铺设好了为君道路，他留下遗言要牧犍把妹妹兴平公主进献给北魏皇帝拓跋焘，因为北魏国力强盛可暂作依靠。沮渠蒙逊的原意，大约是远交近攻，想以联姻来稳住北魏势力，好令北凉有精力去专心对付周边小国，以扩大自身强盛北凉，说不定有一天就不必再受北魏这样的大国压制了。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励精图治、有勇有谋的君王，在治理国家方面是完全称职的。可是，一副好牌到了沮渠牧犍手里，却被他打得又臭又烂，以致最后不但亡了国，死得更是屈辱至极。
沮渠牧犍刚即位之时还能遵从其父遗志行事，对外交好北魏，往南更是取得了宋国的友好支持，兴平公主嫁给拓跋焘封了右昭仪颇有荣宠，而他自己也同时获得了北魏和南朝宋文帝的双重加封，成为双料“河西王”。按说，一片大好形势下，北凉就算不能拿下全部的敌人，扩展疆域抵御西北柔然等胡人进攻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吧？事实却并非如此，沮渠蒙逊在位时西域三十六国遣使朝贡的显赫，在沮渠牧犍这里不复存在，耽于玩乐的牧犍荒淫无度、骂名在外，西域诸国越过北凉直接向北魏称臣纳贡，不再将北凉放在眼里。好在，沮渠牧犍虽没什么才能，但还有他老子留给他的一帮子能臣和同样是他老子留给他的众多兄弟，其中善谋善断的尚书宋繇，能征惯战如沮渠安周、沮渠无讳等人，北凉还不至于立即就出大乱子。
事情还得从拓跋焘的一统天下谋略说起。为了更好、更快地收拾十六国乱局，拓跋焘首先需要安抚后方，只有后顾无忧，北魏军队才能全面出动。为防后院失火，拓跋焘投桃报李，在明知道沮渠牧犍已经有皇后的情况下，还把自己的妹妹武威公主送到了沮渠牧犍身边，甚至大度地安慰沮渠牧犍，他的妹妹可以不做皇后，称王后即可。沮渠牧犍慑于北魏武力，更多的则是自鸣得意和侥幸心理，他觉得拓跋焘能够主动把武威公主嫁给自己，还是以如此谦逊的姿态来结交，说明自己在某些方面是深得北魏欣赏的。有了姻亲关系的加固，北魏和北凉就是郎舅铁哥们，北凉岂不是从此就可高枕无忧了？抱着满怀的欣慰，沮渠牧犍二话不说就接纳了姿色平平远不如自己正妻的武威公主。沮渠牧犍的正妻元后是已经被北凉攻灭的西凉国国主李暠的女儿，也是一位金枝玉叶，名叫李敬爱。
传说当时西凉国被灭，沮渠蒙逊听闻李暠的王后尹夫人和公主李敬爱素有美名，便特赦了这母女二人的死罪准其入朝觐见，沮渠蒙逊本来抱有纳母女二人为妃的打算，却没想到李敬爱进宫的半道上遇到了正好也要进宫的沮渠牧犍。这就是孽缘的开始了。一番惊为天人的赞叹之后，沮渠牧犍率先开口请求蒙逊把李敬爱赐予自己为妃，生怕老子不答应还摆出自己一桩桩功勋来哭诉。沮渠牧犍之所以这么做，肯定也是知道他父皇中意李氏公主的，但谁让李敬爱实在太美，沮渠牧犍看一眼就欲罢不能了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沮渠蒙逊自然不能和儿子去抢一个女人，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割爱，把李敬爱赐给了牧犍做王妃。就这样，沮渠牧犍截胡成功，如愿娶到了美丽高贵的李氏公主。
可是，武威公主的到来，打破了沮渠牧犍的“小确幸”，也给李敬爱这个亡国公主本就战战兢兢的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北魏皇帝虽然说他的妹妹不争后位，但敏感谨慎的李皇后又怎么敢真的高高在上？她向沮渠牧犍辞去皇后之位，和自己的母亲尹夫人远避酒泉故地，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彻底与王宫诀别。可能是深为沮渠牧犍不挽留的绝情所伤，也许是一直以来难以卸下身上背负的亡国之恨，李敬爱在回归酒泉后很快病逝，以孤苦凄惨收场。武威公主顺理成章做了北凉的国母，她与李敬爱最大的不同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娘家，北魏皇帝送她来沮渠牧犍身边时曾有明言，她到北凉就是为了将来北魏灭凉打前站的。因此，武威公主并不对沮渠牧犍怀有多深的夫妻情分，她时时事事都要过问，对北凉的国事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这引起了沮渠牧犍和朝臣们的警惕与反感。在北凉生活了两年，武威公主不得人心，沮渠牧犍因着对北魏的忌惮不敢动她，只好敬而远之地高高供着，宫里的嫔妃们更是敬畏有加避之如蛇蝎，就连沮渠蒙逊的姐姐都对武威公主干涉北凉内政多有不满。
换了皇后夫妻生活过得却很不开心的沮渠牧犍，难免要将目光移往别处，寡嫂李氏就这样闯进了他的视线。李氏素有艳名，据说是一个天生媚骨的妖艳美女，在沮渠牧犍被武威公主动辄搬出娘家压制的苦闷中，给予了小叔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两下里情投意合便传出了一些绯闻。武威公主听闻当然不能容忍，不但将沮渠牧犍骂得狗血淋头，还扬言要杀了李氏方肯罢休。李氏久在沮渠王族厮混，她利用自己的美色拿下的何止沮渠牧犍一人，像沮渠安周、沮渠无讳等几个小叔子也是她的入幕之宾。有众多小叔子支持，再加上大姑姐对武威公主的不喜，李氏怎肯引颈就戮受武威公主迫害？她联合沮渠牧犍的姐姐，买通武威公主身边的侍女，将毒药悄悄掺进了饭菜。不知道是毒药的分量不够，还是遇上了制假药的无良商贩，据说入喉即死的剧毒在武威公主那里却药效大减，武威公主吃了有毒的饭菜没有当即毙命，而是不停呕吐、高热不退。
事迹败露，沮渠牧犍第一时间不是追究李氏下毒，而是担心武威公主若死了北魏拓跋焘是否会找他算账。他之所以动用国家一切力量来救武威公主，并不是对这位继任皇后有多深的感情，怕的只是拓跋焘追究起来没办法交代，怕的是公主背后强大的北魏势力。如果可以，沮渠牧犍恨不得把这件事捂得严严实实不让外人尤其不让北魏知道。但是，恰巧北魏使臣李盖奉命出使北凉，谒见公主得知中毒缘由，便八百里加急直报平城。拓跋焘对身负特殊使命的妹妹本就心中有愧，听闻武威公主遭此毒手当即勃然大怒，一边派出国中最好的疗毒圣手，赐乘皇帝专用的车架赶去北凉救治，一边行文斥责沮渠牧犍失德，勒令他交出罪魁祸首李氏严加惩治。李氏交出去必然难逃一死，但也能使得拓跋焘怒气稍减，沮渠牧犍完全可以把一切罪责都推到李氏头上，用一个女人的性命熄灭北魏的怒火。朝中大臣不是没有如此劝谏过，只不过沮渠牧犍这次一反常态，拒不交出李氏也就算了，还对拓跋焘的斥责公开反驳，谴责北魏干涉别国内政，把一件争风吃醋的谋杀案上升到国家尊严的高度，并偷偷派人护送李氏到北凉的大后方酒泉秘密安置，随行赠予其大量财物，一副誓死也要护她周全的大丈夫担当。
如此有情有义的君主，令那个史书中只称李氏、连个名字都不配拥有的女人感动得无可名状，从此悄然隐匿下落不明。而武威公主也算幸运，在御医的调理下捡回一条命，也落下了残疾。倘若沮渠牧犍在北魏遣使接回武威公主时，一把鼻涕一把泪苦苦哀求，哪怕装也装出对妻子的离去痛不欲生的样子来，拓跋焘兴许还可以暂时饶恕他。但貌似沮渠牧犍不在乎与北魏为敌，他前脚送妻子归国，后脚就紧锣密鼓安排人联络柔然，以优厚的条件请求柔然出兵协助对抗北魏。沮渠牧犍的这一举动无异于与虎谋皮，昔日死敌柔然怎么会援助实力远不如北魏的北凉小国呢？他们表面上答应沮渠牧犍来援助，实际上却将北凉的行动暗中告诉了拓跋焘，以期换得北魏对柔然暂时不予兴兵。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北魏气势如虹，拓跋焘早已征服东面的北燕，高句丽也被赶到渤海以东去了，以强悍著称的柔然也不具备与之一战的优势。拓跋焘嫁妹的初衷本就是为了稳住北凉，让他腾出手来收拾东面的敌人，如今东方既安他正愁找不到出兵借口讨伐北凉，没想到沮渠牧犍居然愚蠢地做出谋害武威公主还拒不承认错误的蠢事，竟妄图借柔然之势压制北魏。这还了得？拓跋焘师出有名决意出兵灭凉，打出的旗号还是为妹妹讨要公道，妥妥的一支正义之师。
439年8月，北魏拓跋焘亲自率兵攻打北凉。大军兵临城下，拓跋焘喝令沮渠牧犍开城投降，并交出害得武威公主成了半残废的李氏以死谢罪。沮渠牧犍自以为取得了柔然信任，很快就会有援兵来救，故而避之不见，对拓跋焘不理不睬。北魏国富民强，又兼本次出兵是沮渠牧犍自己失德而致，朝臣和勋贵对他的行为也是忍无可忍了，考虑到为家族保住血脉延续，沮渠牧犍的侄子沮渠万年愤而出城，率先向北魏投降。勋贵尚且如此，城中官民信心尽失，纷纷放下兵器不愿抵抗，沮渠牧犍久等柔然不至自是孤掌难鸣，知道大势已去便只得无奈投降，带领文武百官五千人俯首认罪，都城故臧二十万百姓和府库之中的无数宝藏也尽数归北魏所有，北凉破国。
拓跋焘没有当即诛杀沮渠牧犍，而是将他带回平城交给武威公主发落。彼时，武威公主虽身有残疾，但二人之间尚有一个女儿，念及父女情分，公主愿意给沮渠牧犍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原谅了他对自己的伤害准其留在身边照顾自己和女儿。沮渠牧犍算是个能屈能伸之人，他既能在北魏诘问时据理力争，也能在失败被俘后做小伏低，一心一意地伺候起公主来，把全副精力放在经营幸福美满的小家庭上，逐渐获得了太后和皇帝的信任。几年过去，当所有人都夸赞“浪子回头金不换”，认为沮渠牧犍可以安度晚年，却有人告发他家中藏有毒药图谋不轨，还提供了他与北凉遗民过从甚密的证据。毒害对手，这似乎是沮渠家族惯用的手段了。拓跋焘一听自是雷霆震怒，等待沮渠牧犍的便是一张勒令自裁的诏书。而在此之前，拓跋焘用了五年时间肃清北凉在西北的势力，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固守酒泉不敌后撤往高昌与沮渠安周会合，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对北魏早已没有任何威胁。因此，赐死沮渠牧犍一事，拓跋焘不会存有半点犹豫，或许整个事件是他一手导演也未可知。又或者因为兄长虐待武威公主而受到牵连，被拓跋焘冷落后凄惨度日的兴平公主及旧仆借机报复也是有可能的。总之，这个骨子里充满疯狂不羁的一代君主最后结局可谓凄凉，令人不胜唏嘘。
沮渠牧犍下场可悲，客观来说颇有些咎由自取，但他至死都没有暴露李氏的藏身之处，更没有为了自己能够活着，或是江山得以延续而出卖李氏，这份担当还是可圈可点的。对比历史上那些因为自己荒淫无能失去民心而灭国的君王，沮渠牧犍算是一个重情之人了。且不论他与李氏之间的叔嫂不伦之恋，能做到这个地步，应该是有真感情在的，这份无视伦常、超越世俗的情爱也真是难能可贵。就连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标榜的神仙眷侣唐明皇与杨贵妃，马嵬坡兵变时，唐明皇还不是照样赐死杨贵妃，把一身罪责都归咎于那个死去的女人，而换得自己苟延残喘。单从这一点来说，沮渠牧犍当得一赞，不知道要羞煞多少推卸责任让女人背锅的灭国帝王了。
不过，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件事，搁到帝王身上到底还是代价过于昂贵了。北凉的灭亡，沮渠氏的彻底衰败，与他们的先祖义渠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至今看来不得不承认那句话：“都是爱情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