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瑨、刘质的死无疑表明，汉桓帝和士大夫激进派的矛盾越来越无法调和，宦官作为皇帝身边的近侍，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逢迎帝意，汉桓帝的心理变化自是瞒不过群宦，群宦察知汉桓帝对激进派士大夫、太学生已很不放心，觉得这是反击激进派士大夫、太学生的大好机会，在宦官们的支持主使下，也就是成瑨、刘质被处死的同一年，西元166年底，一个叫牢修的人，上奏汉桓帝控告司隶校尉李膺为首的激进派士大夫、太学生，但劳修上奏的内容《后汉书》、《后汉纪》两本史书记载却有很大区别，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记载，牢修奏章写的是“膺等官员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袁宏在《后汉纪.孝桓帝纪》记载是：“司隶李膺，御史中丞陈翔、汝南范滂、颍川杜密、南阳岑晊等相与结为党，诽谤朝廷，迫胁公卿，自相荐举。”重头戏来了，下面是“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春秋所讥。”
“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这句话的杀伤力可比“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严重得多，“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简单来说，就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国君、晋国国君相继失去了对国家军政事务的实际决定权，国家事务的决策，实际已由鲁国的臣子，三桓家族领袖；晋国的臣子，六卿家族领袖商议决定，鲁国国君、晋国国君沦为三桓、六卿的傀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家就是出自晋国六卿中的三卿，韩赵魏三家最终反过来把曾经的君主国晋国瓜分殆尽。
从两本史书记载内容来看，《后汉纪》所写奏章的杀伤力更狠，也更容易触动皇帝对权力的敏感神经，“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那可是颠覆政权罪，“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不过是批评朝廷施政，败坏社会风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弹劾人数上，《后汉书》除了为首的李膺实在避不开，用了膺等一笔带过，《后汉纪》则把和李膺交好的陈翔、范滂、杜密、岑晊等士大夫也写上去。
我个人觉得《后汉纪》记载劳修的奏章可信度更大些，因为“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对李膺等人的杀伤度更大，宦官和李膺等激进派士大夫的矛盾很深，劳修既然受宦官的指使上奏汉桓帝，有杀伤力更大的“三桓专鲁，六卿分晋，政在大夫”不用，没必要拿个力度弱的“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去弹劾李膺等人。
简单介绍一下李膺，李膺字元礼，出身名门，父亲李益做过赵国相，类似今天的副省级官员，爷爷李修做到三公之一的太尉，。李膺早年被举孝廉入仕，后又被司徒胡广征辟，因为成绩优秀，升任青州刺史，因为李膺执法严明，青州所属的大多官员听说李膺就任青州刺史纷纷选择弃官而走（真是无官不贪，一群贪官污吏）。后又升任渔阳太守，护乌桓校尉，屡次率兵击破侵犯边境的鲜卑部落，是当时公认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一代能臣，名臣。
李膺调任河南尹任内，不顾当时朝廷大赦，强行诛杀与宦官交好的算命先生张成和他儿子，上奏汉桓帝弹劾李膺结党的牢修就是张成的学生。那时候社会上，清议之风还没那么盛行，汉桓帝对士大夫、太学生某些激进行为也愿意容忍，加上张成父子也确实犯法了，汉桓帝因此没多追究李膺的责任，李膺借此事名声又大涨一波，后来李膺还升官了。
成瑨和刘质说不定就是被李膺带歪的，见李膺违反朝廷赦令，杀了宦官集团的人没事，还名声大涨，备受舆论推崇，成为士大夫中的领袖人物，还可以继续做官，升官，既然你李膺做得，我怎么就做不得呢？结果，成瑨、刘质悲剧了。
李膺后又从河南尹升任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负责监督司隶部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7郡官吏和中央百官及违法犯罪案件的监察官，朝会时和尚书令、御史中丞都有专席就坐，被并称为“三独坐”，司隶校尉还统领一支专属的法警队，职权甚大。汉桓帝谋诛大将军梁冀时，就派司隶校尉张彪和中常侍具瑗合兵围困梁冀府邸，迫使梁冀夫妻自杀。
李膺上任司隶校尉第十天，直接闯到小黄门张让家中，抓捕了张让的弟弟野王县县令张朔，野王县正是在司隶校尉监察范围内，张朔为官贪婪残暴，甚至有杀害孕妇等恶行，李膺逮捕张朔，录完口供后，一刀砍了。
张让把官司打到御前，桓帝问为什么先斩后奏？
李膺说：“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
说到底李膺这个辩解没什么法理上的道理，其实还是说张让的弟弟民愤大，该杀。但是汉桓帝也听进去了，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李膺有什么过错呢？就让李膺走了。从那以后宦官放假的时候都不敢出宫，桓帝问的时候都磕头哭泣说：害怕李校尉。
因为李膺一直坚定和阉党作对，所以李膺的声望是一天比一天高，被太学生推崇为天下楷模。当时的读书人，都以被李膺接见为荣，颖川名士荀爽曾前往拜见李膺,替他驾了一回车,回来后非常高兴夸耀自己曾给李膺驾过一次车。能上李膺府上拜见被当时读书人称之为“登龙门”，是特荣耀的一件事，让梨的孔融，就厚着脸皮，死皮赖脸非要“登龙门”一回，见一见李膺。我们都知道皇帝有真龙天子一说，现在竟有说去拜见臣子是“登龙门”？可见东汉末年的舆论风气对皇权的蔑视已到了什么程度？
牢修控告李膺等人结党，几乎是铁证如山，赖都赖不过去。
什么是“党”呢？在我看来一群人拥有相似的观点，或因为特定的利害关系，结成一个团体，共同行动，就可以称之为“党”，李膺等人结党是事实确凿的，只是这些党人，会不会被朝廷视为罪人，施加刑罚，就要看汉桓帝的态度。
至于他们是不是诽谤朝廷，有没有祸乱人心，有没有败坏社会风气，这都是软指标，说你诽谤，你就诽谤；说你祸乱，你就祸乱，说你败坏，你就败坏。还是看汉桓帝愿意怎么去理解。
汉桓帝对沸沸扬扬的清议，太学生，士大夫群体不满着呢？牢修的上奏正合他意。汉桓帝决定借这机会开展一场全国性严打，打压一下沸腾的清议，整治一下激进的士大夫、太学生的嚣张气焰，不然你们都不知道这天下是谁说了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