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S 的骤然离世，像一颗投入舆论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
始于重男轻女的家庭、与父亲“倒置亲子关系”迫使过早成熟、拼命赚钱养家的经历，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台湾女星：伊能静。
她们的人生，始于两场相似的“不被期待”。
相似伤痕，不同烙印
大S的父亲是家中独子，有7个姐姐，黄春梅和他结婚后，连生三女后被冷落。大S从小被迫成为“家庭保护者”，早熟、性格强势、对自己要求极高。
同样来自重男轻女家庭的伊能静，童年则是一段“被遗弃史”。196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祖籍山东济南的伊能静，有6个姐姐，作为家中第七个女儿，她一出生，便“导致”想要儿子的父亲离家。
妈妈很忙很忙，来不及照顾她，将她交给养母。后来觉得女儿跟自己不亲了，让伊能静辗转去了香港和大姐住，姐夫患有躁郁症，常常对她施暴，甚至强迫她吃狗粮。到了国中，伊能静终于回到妈妈身边，国中毕业后，跟随改嫁的妈妈去了日本。到了日本，因为收到学长的情书，又被学姐们校园霸凌（*将她锁在屋子里，还将她书包划破，扔在地上）。
这些经历，让她从小就遭受了极大的身心创伤。
在16岁以前，伊能静都觉得，她是不值得被爱的。母亲的忽视，父亲的缺位，她性格中的高敏感、很强的不配得感、对完美家庭的渴望，原生家庭都是“起点”。
16岁，伊能静假期时从日本回台湾，因为摆在照相馆的证件照，被刘文正（*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演员、主持人）发掘。但曾经为走唱歌手的母亲，不想女儿再过这样漂泊艰苦的生活，极力反对她出道唱歌。
17岁，未得到母亲同意的伊能静，只身一人从日本回到台湾，她第一次拨通了十多年未联系的父亲的电话，并说服其帮她签字签约，加入了刘文正旗下的“飞鹰唱片公司”，并与其他两位成员组成“飞鹰三姝”，正式进入娱乐圈。
临别前，父亲对她说：“你以后赚钱了不要忘了养我。”这句话，让她对父亲仅存的一点美好幻想破灭。同年，父亲因车祸不幸去世，留给伊能静1000万台币的债务。
伊能静对父亲的情感，从他离家缺位的埋怨，转变为永恒的痛苦、失落，以及怀念。
19岁，伊能静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有我有你》，且凭借其中的《十九岁的最后一天》走红，歌曲由她自己作词，奠定了她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27岁，她得到了出演侯孝贤导演的《好男好女》的机会（1995），且提名了第 32 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在电影中，伊能静饰演的梁静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她需要在现实与历史的两个时空之间穿梭，分饰两角。在表现梁静的部分，她成功地展现了角色的忧郁、颓废以及情绪化的特质。
但在“戏中戏”，蒋碧玉的部分，她未能完全演出半个世纪前革命女性的质地。
就像侯孝贤评价的，伊能静是一个“大人与小孩的混合”，天真时很天真，世故时又比同龄人更世故。
真、本色出演，是伊能静表演时很重要的一个支点，而非通过技巧去塑造角色。当碰到与其本色相近的角色时，她可以两度提名金马最佳女主。但她似乎并不想在表演上深耕。*1994 年出演电影《好男好女》，提名第 32 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1997 年凭借《国道封闭》再度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其实早在6年前，21岁的伊能静，就获得了担任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女主的机会，可在电影即将定妆的前三天，她因为当时的第一个男朋友叫她去旅行，就打包行李逃跑了。
婚 姻 选 择
在婚姻选择上，大S将婚姻的一部分，视为“权力游戏”，有很大程度上，在追求“高位公主”的姿态：当初和具俊晔在一起时，他是顶流偶像，和蓝正龙、周渝民在一起时，他们是颜值巅峰男星，和汪小菲结婚时，他是“京城四少”。离婚后仍要“体面赢家”人设，却陷入与汪小菲的互撕官司，被前婆婆直播消费，最终身心俱疲。
相对而言，伊能静，更像是“烟火救赎的觉醒 ”。
18岁与大她8岁的庾澄庆相恋，恋爱长跑14年后，他们终于2000年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第二年生下儿子庾恩利。
伊能静出身贫寒，早年经历家庭经济压力和情感缺失，在恋爱中依附、在婚姻中索取；庾澄庆则来自富裕家庭，性格沉稳内敛，不擅于表达。
伊能静试图用庾澄庆的世家光环填补自卑，却始终感觉“不被看见”，自卑无处消解、依赖无从倚靠。当外放的浪漫主义，伊能静，遇上羞于表达情感、甚至可以说是拧巴的庾澄庆，他们的分开早就是必然。
2008年，伊能静陷入与黄维德的「牵手门」。为了让自己得到“解放”，伊能静提出离婚，分居两年。庾澄庆坚决不同意，她便故意让狗仔拍到牵手别的男人。
2009年，庾澄庆伊能静，选择结束9年婚姻，22年的感情。
第一段婚姻，伊能静多少都有寻找父亲角色“替代者”的影子。她坦言：“婚姻失败不是他的错，是我没有学会如何去爱自己。”
她还在书中写：“我是如此自私，渴望保有你的人生蓝图又保有我的独立存在，于是注定了我渐渐分裂成痛苦的两半。”
庾澄庆则用沉默消化伤痛，以专业维持体面，极少公开谈论私生活，仅通过音乐作品隐晦表达情感。
唐诗《春雨》中，有一句诗叫做：庾郎盘马地，却怕有春泥。而庾澄庆的那首《春泥》，正是伊能静作词。为了写出这份词，她的用心可见。
我们相信，庾澄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但他也有自己的创伤要疗愈，他们有过很美好、相互支持、爱慕、欣赏的时光，足矣。
在伊能静的人生排序里，我们一直都可以看到：爱情/家庭一直位于事业之前。
离婚那一年，她41岁。
而后，她花了五年时间去沉淀。
去看心理医生、去印度念书，去了所有宗教，去打坐、禅定，做慈善。去了所有一切可以净化自己的可能性，直到把所有疗愈的过程都放下。
如果亲爱的你，也不幸拿了“受害者牢笼”的心理困局，该如何转换从“被伤害者”到“生命掌舵者”的身份？
或许我们可以像伊能静一样，去重新梳理以往的剧本，学习、书写、定义新的人生剧本。
罗兰·米勒在《亲密关系》中提到：“你的亲密关系伴侣，都是用来帮助你更加认识自己”。
对于缺失父爱的伊能静来说，也是如此，感情不仅是情感归宿，更是重构命运的机会。2013年，她遇到了这个机会，比她小10岁的秦昊。
一方面，伊能静此时已经足够成熟，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开门见山地告诉秦昊，她要找的是结婚的人；另一方面，秦昊也没在怕的，懂她想要的安全感。他和她，还没相恋，就谈结婚。在一起半年后，又大大方方地在《推拿》入围柏林影展时，勇敢牵手展示恋情。
相恋大概一年后，秦昊向伊能静求婚，他对她说：“我绝对不会有小三，如果有我就杀了我自己。“
他们在一起一个月时，伊能静曾在秦昊面前哭诉自己原生家庭的“黑暗史”，秦昊直接回怼：“你有病要治！我是健康的，我准备好要迎接一个婚姻，我要的很简单，两个人相爱，拥有一个孩子。”
这句话不会击跨生命韧性强的伊能静，反而像是一种点醒，告诉她，自己的人生命题要靠自己化解，也是在宣示他们两人的共同课题不是“帮谁疗伤”，而是“共建未来”。
他更懂她，那份懂，无关年龄，而是心智化水平相当。
秦昊说，就算他不和伊能静在一起，他们也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伊能静懂他。
在《鲁豫有约》采访里，伊能静曾说：“我觉得他很坚持自己想要做的。然后他不为物质低头，但他也很勤奋，比如说他拍有个电影，叫《长江图》，他整整在长江最苦的地方，待了10个月，然后就是从来没喊过苦就这样，可是他不会为了钱，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这样的人，是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他的。什么叫对的人，什么是错的人，后来我发现我觉得将自己交给他，是底气上的信任。”
2015年，两人在普吉岛举行婚礼。婚后伊能静生下女儿米粒。
她在第二段婚姻中的成长与转变，恰好印证了心理学家卡伦·霍妮的理论：当人停止在关系中寻找“理想化父母”，才能真正建立成人式联结。
当代女性的第三选择
再来看事业上，伊能静其实涉足过很多领域，参演了多部影视剧、主持、写作、参加综艺、作导演、买手、开创IP节目等等。每一项都没有深耕，一方面，可以说是性格使然，更重要的一面是，家庭/爱情优先事业的她，重心是，要如何平衡好家庭与事业。
1999 年出演了《八又二分之一女人》，2000年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出演陆小曼。此后，她陆续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如《风声鹤唳》《大清后宫》等。
2005-2006 年主持《美丽艺能界》。
2002年至2010年期间，伊能静出版了多部文学作品，包括《生死遗言》《灵魂的自由》等，其中《生死遗言》连续22周占据台湾畅销书榜首。
她不断的事业转型，并非放弃艺人身份，而是重新定义职业路径：以家庭为重心，通过综艺、带货、情感内容等多元化方式，维持影响力。
她的选择，反映了部分中年女性在娱乐圈的生存策略与现代家庭分工的弹性可能。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爱情与事业孰先”，而是如何建立弹性价值排序。
这或许不太符合当下“大女主专心搞事业”的流行价值观，但我们与其将焦点放在“恋爱脑”是否值得倡导上，不如尊重他人选择，去看见她将人生从被动到主动转变的魄力与勇气。前半生她为别人而活，后半生，她要为自己活。
伊能静的人生，有其时代的困局，她要兼顾的不仅仅是“经济独立”，还有“情感疗愈”与“社会认同”。娱乐圈的浮华，锤炼了她的适应力，也激发了她对真实情感的渴望。
上野千鹤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女性踏入婚姻会变得不幸，离开婚姻又会成为难民。”*《身为女性的选择》
她认为，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长期以来对女性的价值和地位进行了定义和限制。婚姻制度本身对女性是一种不公平的约束，无论女性选择进入还是离开婚姻，都可能面临困境。
当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权制结构摆在女性面前时，残酷点说，本就不存在公平、独立的选项。我们在倡导“女性独立”，永远不是在说她该怎么选，选择婚姻、不选择婚姻，而是在说女性的处境，从来不因为女性的个体选择而改变。
真正的独立女性是“自我完整”的——她们既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又能在情感中保持清醒；既能勇敢追求理想，也能接纳生活的局限。正如杨绛所言：“我能自己做决定，不需要别人来决定我的未来”，这种独立是内在力量的外化，而非外在标签的堆砌。
强者的逻辑，永远是，既能凝视深渊的暗涌，又能保持向光而生的觉知。
在大S与伊能静身上，或多或少我们还是能看见“将幸福寄托于他人宠溺”的成分，看见时代对她们的局限，但前者从与想象中的“白马王子”闪婚，到婚姻陨落，上演“百万床垫”“天价电费”“拉黑又拉黑”的离婚大战情节，到再次闪婚，再到生命陨落，她的人生，始终没有给自己留太多“照见自我”的时刻；后者，从不合适的长跑恋情中努力挣脱，到五年沉淀，重塑婚姻，通过不断自我重构，将情感关系转化为成长养分，她慢慢懂得了，爱情需要包容，而成长终须自我完成。
大S的生存哲学是“掌控一切”，而伊能静则是“向内生长”。
显然，后者的自省与重塑，更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照见自我”的部分。
原生家庭的伤疤无法选择，但突围路径可以。与其用“剥虾论”，将幸福寄托于他人宠溺，不如学习看清婚姻/关系的本质，不是拯救与被拯救的童话，而是两个独立灵魂的共生。
她们的差异，还是当代女性面对婚姻与自我时的一面镜子——真正的独立，不在于是否结婚或离婚或单身，而在于能否在关系中保持清醒的自我。
亲爱的你，如果也附带了过去的伤痕，不要怕，试试去直面它，打败它，或许会看见新的自我，已在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