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80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五十一卷-05
内廷争斗
虞诩上书顺帝，保荐议郎左雄说：“我看到，当今公卿以下的官吏，大多属于专会拱手作揖而不敢说话的好好先生。
把到处讨好广结善缘的人，视为贤能，而把为国尽忠尽职的人，视作愚蠢，甚至还互相告诫说‘不可做白璧，和气多后福。’
我认为议郎左雄，具有作为朝廷大臣必须具备的忠直气节，应该提拔为出纳王命的喉舌之官，一定会对扶正和辅佐朝廷，有所裨益。”
顺帝任命左雄为尚书。
浮阳侯孙程等人因带着奏章，上殿争功，顺帝勃然大怒。
于是有关官吏弹劾：“孙程等人干乱朝政，抗命叛逆。王国等人和孙程结党，长期逗留京都洛阳，更使他们骄纵放肆。”
因此，顺帝将孙程等人免官，全部改封到偏远地区，又下令十九侯各自前往他们的封国，命洛阳令督促他们，限期动身。
司徒掾周举劝说司徒朱伥：“当初，皇帝在西钟楼下时，如果不是孙程等人尽力，怎能即位为帝？
现在却忘记人家的大德，计较他们的微小过失。
如果他们在回封国的途中有人死亡，则皇帝就会遭受屠杀功臣的非议。趁着孙程等人尚未动身，应该迅速奏明皇上，加以劝阻。”
朱伥回答说：“现皇上正在发怒，如果我单独为此事上奏，一定会受到皇帝的降罪谴责。”
周举又说：“您年龄已经超过八十岁，位居宰相高位，不在此时尽忠报国而珍惜自己，安于尊宠，您想得到什么？
尽管能保全自己的俸禄和官位，但定会被人谴责为奸佞之辈。
因谏争而获罪，还能留下忠贞的美名。如果我的意见不值得采纳，我请求从此告别！”
于是朱伥上表劝谏，顺帝果然采纳。
孙程被改封为宜城侯，他到封国以后，怨恨不满，将印信和符策都退还朝廷，擅自逃归京都洛阳，往来于山中。
顺帝下诏搜寻孙程，找到以后，恢复他原来的封爵和食邑，赏赐车马和衣物，遣送他回封国。
朔方郡以西，障塞多已损坏，鲜卑因此不断侵犯南匈奴，单于忧愁恐惧，上书朝廷，请求修复障塞。
顺帝下诏：“征调黎阳营兵到中山北界驻防。令沿边各郡增设步兵，分布驻扎在各边塞，进行军事训练。”
班勇改立车师后王国前任国王的儿子加特奴为王，又派遣部将斩杀东且弥王，并另立其本族人为王。
于是，车师等西域六国，全部归附汉朝。
班勇征发西域各国的军队，进击匈奴，呼衍王逃走，其部众两万余人全部投降，单于的堂兄被活捉。
班勇让加特奴亲手将他斩杀，以此结下车师和匈奴之间的仇恨。
于是，北单于亲自率领一万余骑兵攻打车师后王国，抵金且谷。
班勇派遣假司马曹俊前去救援，单于率军后撤，曹俊追击，并斩杀其贵人骨都侯。
呼衍王迁到枯梧河畔居住，车师此后不再有匈奴的足迹。
中郎将张国率领南单于军队进击鲜卑首领其至鞬，将其击破。
辽东鲜卑攻打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征发沿边各郡郡兵和乌桓的军队出塞讨伐，斩杀和俘虏甚多，鲜卑三万人到辽东郡投降。
感思：孙程等人因上殿争功，顺帝勃然大怒。“帝勃然大怒”“帝将程等免官”，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可能独自完成涉及十九个侯爵、禁军将领和朝臣弹劾程序的政治决策。
真正推动此事的，是一个以朝臣为主、借助皇帝名义运作的政治过程。
文中说“有关官吏弹劾”，这些“有关官吏”大概率是尚书台或负责监察的官员。
他们弹劾孙程等人“干乱朝政，抗命叛逆”，这是典型的朝臣集团对宦官集团的进攻。
孙程等人“带着奏章，上殿争功”，这种行为在朝臣看来是“骄纵放肆”，在少年皇帝看来则是“你们仗着拥立我，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朝臣正是利用这一点，把孙程等人的行为定性为“抗命叛逆”，从而借皇帝之名行打压之实。
十二岁的顺帝，更多是盖章认可。真正在幕后推动的，是朝臣集团。
他们早就对宦官拥立之功带来的权力膨胀不满。孙程等人被封侯、参与朝政，侵占了朝臣的权力空间。
这次“争功”事件，正好给了朝臣一个绝佳的把柄。
所以，贬谪决定表面上是顺帝做出的，实际上是朝臣集团借少年天子之怒，对宦官集团进行的一次政治清算。
朝臣集团打压宦官集团，这几乎是东汉政治的一条主线。
这不是简单的“好人打坏人”，而是两大权力集团在皇权阴影下的博弈。
宦官集团以孙程为代表，因拥立顺帝而封侯，掌握禁军，接近皇帝，权力急剧膨胀。
朝臣集团以司徒朱伥、司徒掾周举等为代表，掌握行政系统和舆论，主张“功臣不应干政”，要求恢复文官政府的正常秩序。
周举劝朱伥的话很典型：“当初皇帝在西钟楼下时，如果不是孙程等人尽力，怎能即位为帝？现在却忘记人家的大德，计较他们的微小过失。”
这话表面上是替孙程说话，但其直接用意是提醒顺帝不要因小过而处罚功臣，以免落下“忘恩负义”的恶名。
因此，朝臣集团的目标很明确：把宦官从权力核心挤出去，同时不让皇帝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
这是一场非常精明的政治操作。
孙程等人确实有“欺顺帝年少”的心态。他们觉得：没有我们，你坐不上皇位。这种心态表现在：
上殿争功，带着奏章当面理论；被贬后“怨恨不满”，退还印信符策，擅自逃回洛阳；往来山中，不服管制。
这些行为，在朝臣眼里是“骄纵放肆”，在少年顺帝眼里则是“你们不把我当皇帝”。
所以，顺帝的愤怒，既有被朝臣引导的成分，也有少年天子对“被功臣挟制”的本能反感。
有趣的是，顺帝后来又把孙程找回来，恢复封爵食邑，赏赐车马衣物，遣送回国。
这说明顺帝对孙程等人并非彻底否定，而是在朝臣压力下做了一次政治平衡。
顺帝需要朝臣治理国家，但也不愿彻底寒了宦官集团的心。毕竟，宦官是他最亲近的内廷力量。
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是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主旋律。这场斗争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权力的此消彼长。
朝臣集团要恢复文官秩序，宦官集团要保住内廷权力，而皇权则在两者之间摇摆。
周举的劝谏，是朝臣集团的高明之处。他不直接说“孙程该杀”，而是说“如果他们在途中死亡，皇帝会遭屠杀功臣的非议”。
这是用“皇帝的名声”来绑架皇帝的决定，非常高明。
总而言之，孙程等人拥立有功，但居功自傲，触怒了少年顺帝；贬谪决定表面由顺帝做出，实为朝臣集团借皇帝之名打压宦官集团。
这是东汉中后期皇权、朝臣、宦官三方博弈的典型一幕。
顺帝后来恢复孙程封爵，又说明他并非完全被朝臣左右，而是在做政治平衡。
此时边疆事务的进展相对顺遂，与内廷的权力倾轧形成对照。班勇经营西域，以夷制夷，成效显著。
其经营核心逻辑是 “以西域制匈奴，以夷狄攻夷狄” ，既省汉朝兵力，又让西域各国与匈奴结下不可解的仇怨，从而死心塌地依附汉朝。
这是东汉西域经营中少有的主动进取、成效卓著的阶段。
朔方障塞修复是被动中的必要之举。障塞修复、增兵驻防，能暂时稳住南匈奴、遏制鲜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鲜卑问题。
与班勇在西域的主动出击相比，北方边境的策略偏保守。
中郎将张国率南单于军队击破鲜卑首领其至鞬；辽东鲜卑攻打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征发沿边郡兵和乌桓军队出塞讨伐，斩俘甚多，鲜卑三万人投降。
这些是局部性的军事胜利，稳定了东北方向，但鲜卑整体势力并未瓦解，只是暂时受挫。
内廷中，顺帝十二岁，朝臣与宦官争斗，孙程被贬又复封，政治生态并不健康。
边疆上，班勇在西域主动经营，北方修复障塞，东北击破鲜卑，整体尚能维持稳定。
边疆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个别能臣的经营，而非制度性的强盛。一旦班勇这类人物去职，西域局势便可能迅速逆转。
稳定是局部的、暂时的，且高度依赖人治。 内廷的争斗若持续下去，边疆的稳定终究难以长久。
周举，字宣光，汝南汝阳人，东汉中后期以“清公亮直”著称的名臣。
他身材短小、容貌丑陋，却博学多闻，京师有“五经纵横周宣光”之誉。
周举两次进谏（详见读书笔记803、805），第一次是战略级的政治智慧，第二次是道义级的政治勇气。
第一次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长远后果，第二次他敢在皇帝盛怒、同僚畏缩时逼人进谏。
这清晰勾勒了周举的形象：
他不站队：阎太后事件中不迎合朝臣对阎氏的仇视，孙程事件中不迎合朝臣对宦官的打压；
他只认一个理：皇帝不能背恶名，朝廷不能失道义；
他善于借力：第一次借司徒李郃，第二次借司徒朱伥，自己始终不直接冲在最前面；
他敢于施压：对朱伥那番话，几乎是把对方逼到墙角。
这种风格，正是“清公亮直”四个字的真实含义：
清是不贪权，公是不站队，亮是敢说话，直是不绕弯。但“直”到近乎不近人情，也是他的局限。
周举能保全一个太后、能救几个功臣，却救不了这个体制。他的“高见”越高明，越反衬出那个时代能臣的无奈：
他们只能在具体事件上修补，却无法改变制度性的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