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充满善意，《大学》里不是说了吗，“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
那么如何让这个世界充满善呢？当然要教，人性本是善恶夹杂，得想办法让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压过恶魔。
大多数人，直到现在的做法，都是构筑一个虚幻的世界，让人们看不到恶，企图以这种方法让人们不知道恶是什么。大到国家的“文以载道”，小到每个家长教育自己的孩子，皆是如此。
可这种方法效果一直都不怎么好，老话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这事，就像登山很难很累，但是从恶就太容易了，就像雪崩一样快。而如果一个人没见过恶，那他也根本不会知道如何抵制。这一点，看过戈尔丁的《蝇王》的想必都深有感触。
所以，想让人向善，得先让人知道恶是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除恶即是扬善。见过实实在在的恶，心生抵触，才会倒向善的一面。
东吴弄珠客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金的世界，黑暗的让人绝望。比如王婆，为了十两银子，便跟西门庆算计金莲。不仅出主意毒死武大，还知道砒霜中毒的症状，最后亲自上阵，把武大尸首处理干净；李瓶儿不仅跟西门庆偷情，还转移财产。花子虚刚吃了官司，她就把三千两银子和成箱的财宝，搬到西门庆家，说：“到明日，奴不就也是你的人了。”她成心等着这一天呢。所以，后来花子虚出狱，得了伤寒，李瓶儿不找医生。
潘金莲就不说了，甚至第58回来了一个磨镜老头，磨完镜子不走，哭诉儿子不争气，老婆生病。玉楼和金莲见他可怜，又是腊肉又是小米接济。结果平安说：这老油嘴又撒谎，他婆子是媒婆，昨天还在街上走呢。
恶有无数理由，善却往往命悬一线。对人性，对善恶，我们知道得太少，太单薄了。
文学，本来是人性的世界，但在“文以载道”的使命下，它轻易让渡了自己的地盘，要教化人心，结果催生了大量“瞒与骗”的文学。
《金瓶梅》是另类，堪称真正的写实主义。在这样的文学中，你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内心究竟有多少善念。
《金瓶梅》的结尾，写吴月娘带儿子孝哥、丫鬟小玉，一路逃难，来到永福寺，遇见普静和尚。小玉偷看普静和尚念经超度——西门庆、武大、李瓶儿、陈敬济、潘金莲……这些人，个个投胎转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方生方死，永远死不了，而是兜兜转转继续活下来，成了我们。
在这一刻，无论是善还是恶，都被消解了，它们都被稀释到了无边无尽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恶，《金瓶梅》中的人机关算尽一辈子，到头来却都是惨淡收场，难得善终。而活下来的，尽都是没有那么恶的，相对的善人。
既然为恶为善，最后结果都差不多，那还不如与人为善，至少求得内心平安。
福楼拜写偷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杀人，菲茨杰拉德写纸醉金迷，我们为什么读他们？因为伟大的文学，让我们看见世间的深渊，以及人性的深渊，照见自己，并承受自己。
包法利夫人与几个情人的纠缠，对金钱的挥霍无度，对日常生活深刻的鄙视，最后都成为压垮她的稻草；卡拉马佐夫兄弟弑父的背后是一个分崩离析、各自为营的家庭；盖茨比一生的追逐与黛西的薄情，击碎了多少少年男女的幻想。
阿城说：“把恶写尽，回过头，一步一光明。”
刘慈欣写《三体》就说：“他只写可能的世界”。小说，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又一个“思想实验”。刘慈欣说，就是在想象里设定一个极端的情况，然后沿着真实可能的逻辑推理，把可能发生的故事写出来。这就是思想实验，使用想象力去进行那些在现实中无法做到的实验。由于所有事都是在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所以做思想实验，可以不用真的面对极端情况，能用很低成本想明白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性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摆到实验室里，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受种种约束条件而无法发生，也无法体会的事件便可以展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最真实的情感才会被激发出来，得到的体验才最深刻，也才能想真正明白问题。
《红楼梦》用虚构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实实在在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三体》用虚构的外星人入侵，写了实实在在的人类社会的深层矛盾以及出路；《聊斋》件件写鬼，其实桩桩都是写人。
在这样的世界中游历一圈，相信每个人都会对善恶有更深的体会，也才能更深刻地明白，什么是人性，以及，如何才能向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