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风已经带上了凉意。天刚擦黑，县城汽车站的路灯亮得早，昏黄光晕照在水泥地上，映出几个模糊的人影。我站在站牌下，背包斜挎在肩上，里面塞着周末回家换洗的衣服和几本练习册。远处传来柴油发动机的轰鸣，一辆老旧的大巴摇晃着驶近，车身漆皮剥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喘着粗气停稳。
车门“嗤”地打开，一股混合着汗味、塑料座椅和陈年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低头走上车，习惯性往后排走——那里人少，靠窗的位置能让我眯一会儿。刚坐下，就听见身后有人轻声问：“这里有人吗？”
我抬头，是林晚。
初中三年，高中又同班两年，我们几乎没说过几句话。她坐在我前排靠右，偶尔借橡皮，或者传卷子时指尖轻轻碰一下。但那天她站在过道上，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头发扎得松松的，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脸颊上，眼睛看着我，带着一点不确定的试探。
“没人。”我说，声音有点干。
她点点头，坐下来。车启动了，铁皮车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骨头在摩擦。窗外路灯一盏接一盏掠过，光影在她侧脸上跳动。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你也回镇上？”
“嗯。”
“我住东街口那边。”
“巧了，我家在西头，但车站一样。”
她笑了笑，没说话。那笑很轻，像水面上漾开的一圈涟漪，转瞬就没了。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一包薄荷糖，递给我一颗。我接过来，糖纸在指间窸窣作响。
“你最近……好像总请假？”她问，语气不是打探，倒像是随口提起。
“失眠。”我低头剥糖纸，“睡不着，早上起不来。”
“哦……”她顿了顿，“我有时候也睡不好，但不敢请假。我妈会骂。”
我没接话。糖在嘴里化开，凉丝丝的。车窗外，田野飞速后退，远处山峦的轮廓在暮色里模糊成一片灰蓝。她忽然说：“你外号叫‘睡神’，你知道吗？”
我愣了一下，笑了：“谁起的？”
“大家……都这么叫。”她转过头看我，眼睛弯了弯，“每次你睡醒回来，头发乱糟糟的，我就想喊你一声。”
“那你喊啊。”
“我喊了啊。”她小声嘟囔，“你没听见？”
其实听见了。每次我推开门进教室，她都会从题海里抬起头，嘴角带着点狡黠的笑，拖长音调喊：“睡——神——！”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我耳根发热。可我从来没回头看过她，只是低着头走到座位上，假装没听见。
那天在车上，我们聊了一路。聊食堂难吃的红烧肉，聊班主任的口头禅，聊她养过一只叫“团团”的仓鼠，后来跑丢了。她说的时候语气平静，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帆布包的带子，指节微微发白。我没问为什么跑丢的仓鼠还记得名字，也没问她是不是难过。有些事，说出来反而轻了。
到站了。她先下车，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周一见。”
“嗯，周一见。”
那之后，我们开始有了零星的对话。不是每天，也不是刻意。有时是她帮我把快递从传达室拿上来，有时是我顺手把她的练习册从讲台上捎回去。周日下午返校，我常去网吧打两小时游戏，出来时天边烧着晚霞，云层被染成橘红、紫灰、深蓝，层层叠叠。我会绕到快递柜，输入她的取件码，把一个小包裹揣进校服外套口袋，再慢悠悠走回学校。
她接过快递时总是说谢谢，声音很轻。有一次我递给她一个纸盒，她拆开看了一眼，脸突然红了，赶紧塞进书包里。后来才知道那是卫生巾。我没提，她也没解释，但那天晚自习，她偷偷塞给我一瓶冰红茶，放在我的课桌上，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高三开学后，她变了。
不是突然的，是一点一点的。先是不再主动打招呼，后来连眼神都避开了。课间她不再和前后桌聊天，一个人趴在桌上，要么看书，要么发呆。有次我经过她座位，看见她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红痕，像是被什么勒的。我想问，但脚步没停。
班上开始有人说她“怪”。说她不合群，说她阴阳怪气。其实她没对谁发过脾气，只是不再回应。渐渐地，没人找她说话了。她像一块被遗忘在角落的石头，安静，冰冷，无人问津。
我听说她搬出去住了。一个人，在学校后面的小巷子里租了个单间。没人知道为什么，她父母也不来开家长会。班主任找她谈过几次，回来只摇头，说“孩子心里有事，咱们帮不上”。
有个晚自习课间，我溜到田径场透气。秋天的夜风很凉，草叶上结了薄霜。我沿着跑道慢慢走，忽然看见操场中央的草坪上站着一个人。背对着我，校服宽大，肩膀微微佝偻，像一片被风卷到空地上的枯叶。她一圈一圈地走，很慢，没有方向。
我知道是她。
我没过去。站在跑道边缘，看着她走了十几圈，直到铃声响起。她停下，抬头望了望天，然后转身，朝教学楼走去。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随时会被风吹走。
那段时间，班上三个最亲近的人，都陷在各自的泥潭里。
阿哲是我最好的兄弟。他爸酗酒，妈跑了，从小跟着奶奶长大。高三压力一上来，他整个人像绷紧的弦，一点就炸。有次因为同桌不小心碰倒了他的水杯，他直接掀了桌子，拳头砸在墙上，指关节渗出血。没人敢靠近，只有我走过去，拍拍他肩膀：“走，散步去。”
他没说话，跟着我出了教室。我们在操场走了两小时，一句话没说。回宿舍时，他眼眶红了，但没哭。第二天，他又像没事人一样，照常刷题、吃饭、睡觉。
小舟是我发小。从小聪明，奥数奖状贴满墙。可进了重点高中，排名掉到中下游，他受不了。有天我看见他袖口下滑出一道新伤，血珠凝在皮肤上，像一粒红痣。他慌忙拉下袖子，笑着说“不小心划的”。后来他休学一年，复读时我们很少联系。再见面，他瘦得脱相，但笑得比谁都灿烂，只是眼神空。
他们三个，像三块碎玻璃，各自折射着不同的光，却都照不亮自己。
而我呢？我站在岸边，看着他们沉下去，却连伸手的勇气都没有。我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也在慢慢下沉。
高考结束那天，太阳很大。教室里乱哄哄的，有人撕书，有人合影，有人抱头痛哭。我在走廊上收拾东西，林晚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犹豫了几秒，说：“能借我一下羽毛球拍吗？”
“当然。”我把拍子递给她，“你要打球？”
“嗯……朋友约的。”她接过拍子，手指碰到我的掌心，冰凉。
晚上八点，我给她发消息：“我想见你，顺便拿回球拍。”
她回得很快：“不方便。”
“就一会儿。”
“真的不方便。”
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很久。最后，我打出一行字：“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你，但是学习压力太大了没敢表达。”
发送。
心跳快得像要冲出胸口。过了几分钟，她回：“果然是这样，猜到了，我也是。”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指颤抖着打字：“那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这次，她隔了半个小时才回：“我有抑郁症，你可以等我一段时间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等？等多久？我能做什么？我翻遍了手机里的心理热线，加了几个抑郁症互助群，甚至偷偷打电话给市医院的精神科，问治疗周期、药物副作用、复发概率……可所有信息堆在眼前，却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不清。
第二天谢师宴，她没来。我坐在角落，看着阿哲牵着班花的手，笑得像个傻子。我输了一个月前跟他打的赌——我说他追不到她。我请他们吃了顿火锅，辣得眼泪直流，却笑着说“值得”。
之后一个月，我每隔几天给她发消息。问问她好不好，有没有去看医生，要不要聊聊。石沉大海。直到半个月后，她终于回了一条：“我病得很重，不想拖累你。你值得更好的人。”
我没再回。
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去了南方一座城市。她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同学群里偶尔有人提起她，说好像复读了，又说好像去了北方。真假难辨。我试过打听，但线索断得干净，像被风吹散的灰。
大一、大二，我常常梦到她。梦里还是那辆破旧的大巴，她坐在我旁边，剥开一颗薄荷糖，递给我。醒来时，宿舍窗外晨光微亮，室友还在打呼噜。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空了一块，但说不出是什么形状。
每年春节，我都会爬上老家楼顶。除夕夜十二点，烟花一朵接一朵在夜空炸开，照亮整座小城。我架起相机，调好参数，拍下万家灯火。镜头里，光点闪烁，像无数颗星星坠落人间。我记得她说过，她家的习俗是凌晨去祭祖，要带一束白菊，三炷香，还有一小瓶米酒。
大三那年冬天，我偶然发现，只要在微信搜索框输入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她曾上过学校公众号、拿过奖学金、参加过比赛，就能搜到相关信息。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输入了她的名字。
跳出来的第一条，是某高校文学院的迎新推文。照片里，她站在新生代表中间，穿白色毛衣，头发剪短了，笑容很淡，但眼睛是亮的。
同一座城市。离我不到十公里。
我手抖得握不住手机。懊悔像潮水漫上来——如果早点知道，我可以去找她。哪怕只是远远看一眼，确认她还好好的。
那年除夕，我鼓起勇气，给她发了一句：“新年快乐。”
红色感叹号弹出来：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
我又转到QQ，发了同样的消息。过了几分钟，她回：“你也新年快乐。”
简单，礼貌，疏离。
十二点整，鞭炮声震天响。我爬上楼顶，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从口袋里摸出藏了很久的一包烟。点燃，吸了一口，呛得咳嗽。烟雾在寒夜里散开，混着硝烟味。我抬头看天，烟花还在放，一朵接一朵，绚烂又短暂。
忽然就哭了。不是嚎啕，是无声的，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滴在衣领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挽回的。有些人，注定只能留在某个秋天的黄昏，坐在一辆破旧的大巴上，递给你一颗薄荷糖。
往后，我终于放过了自己。
白月光之所以是白月光，是因为它只存在于特定的时空里。即使重逢，那光也早已不在。现在的她，或许过得很好，或许依然挣扎，但都与我无关了。那个17岁的少年，那个温柔又孤独的女孩，那段没说出口的喜欢，那些细碎的、温暖的、遗憾的瞬间，就让它留在记忆里吧。
像一张泛黄的照片，不必擦拭，不必装裱，只需偶尔想起，心头微微一颤，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