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培禾
1966年12月28日凌晨四点，为了不惊动父母，我悄悄起床，蹑手蹑脚地把平日里预习过N次的行装正式打理好；穿上母亲为我亲手仿制的特小号草绿色军服。母亲是乡下闻名遐迩的裁缝。为了赶制这套军服，占用了她一天一夜的时间。戴上了“雷锋式”军帽，左肩斜挎着装有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的红色小布袋，右肩斜挎着塞满生活用品的军用挎包，腰间扎上皮带，左臂衣袖套上红卫兵袖章，并用小别针将其固定好，母亲为我缝制了两条长长的绷带，它是绑在裤腿外面的，据说腿上缠了腿绷，走远路时腿不会酸痛，还能防止蚊虫叮咬，最后背起打成背包的被褥，再用一条白色的毛巾把胸前的背带收紧，打成一个结……，一切都悄然准备就绪。
我清楚地记得，凌晨的雪下的非常大，透过窗户往外看去，遮天迷地，白茫茫一片，眼前所有的一切都被吞噬在皑皑白雪之中。我试着打开一点门缝，把头探了出去，外面厚厚的积雪几乎堵住了半个门的高度，肆虐的北风裹挟着鹅毛般的雪片从门缝呼啸而入，顿时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吓得赶紧又把门关了起来。这时，躺在床上几乎一夜没合眼的母亲轻声嘀咕着；
“下这么大的雪，别说一个10岁的孩子，就算是大人也不能出远门的，何况你们是甩腿走到南京呢”。
父亲接过话说；“南京离我们家有80多公里，这么恶劣的天气，你们这些细胳膊嫩腿的孩子能走到南京？！这可不是小孩过家家闹着玩的，万一途中冻出病来就麻烦了，你听我们的话，这一次就别和他们去了，等明年开春再说吧”。
炉子上的水壶盖子在蒸汽的作用下不停的震颤着，发出“咔咔咔”的声音，空间里弥漫着壶嘴吐出来的白色热气。我心里七上八下，开始有些犹豫起来，我坐在炉子旁边，注视着将要燃烧殆尽的灰白色的煤球，脑子里一片空白。
记得一个多月前，也在这个炉子旁边，我向父亲正式提出将参加同学们步行串联的事情，他当时用惊诧的目光看着我，然后就低着头陷入沉思，没有说话就走开了。母亲知道了，她的态度非常决绝，就是不同意，她说平日里，把我含在嘴里怕烫着，捧在手里怕冻着，她怎能忍心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出去遭这种罪？！如果一定要去，她就陪着我一起去。面对父母的态度，几天来我都愁容满面，无精打采，没想到这件事还没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也不知从哪里逼进来的凛冽寒风把粘在墙上的碎纸片吹的不停的抖动，发出呼啦呼啦的声响，我凝视着这些纸片，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前些日子发生在家中的那一件事……。
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一大帮人围着我家房子的外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当我走近一看，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打倒地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夏XX”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十几张大字报从外墙一直贴到家里，当时我懵了，父亲怎么会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挂上钩呢？我从来也没有从父亲的嘴里听到他与地主阶级有什么瓜葛，他不是每年都是学校先进工作者的“承包户”吗？他左腿残疾，走路都要杵着拐杖，他从不把自己看作残疾人，他在老师和学生心里，是备受尊重的人，刚颁发给他的模范老师的奖状贴在墙上，浆糊还没干呢，怎么一夜之间父亲就变成了地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呢？就成为革命专政的对象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急忙找父亲问清原委，可家里空无一人，后来在外婆家里找到了母亲，她哭着告诉我，父亲刚被公社革命委员会派来的造反派带走了，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也就在这时我从母亲的口中了解了父亲的过去。
父亲十岁那年，我爷爷因病去世，奶奶改嫁，给大公圩地区最大的地主杨XX当了偏房，父亲也就随着奶奶进了杨家。杨XX虽为乡野“土豪”，但他出身书香门第，是位饱学之士，曾和著名诗人柳亚子是诗友，其学养和人脉之深厚可见一斑，父亲虽入杨家并未改姓，他仍然姓夏，由于他天资聪颖，深得继父的宠爱，当时杨家书房成了父亲接受文化启蒙教育的家塾之地，无形之中继父也成了父亲的大塾师。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的人生出现了第一次重大变故，他的左腿股骨开始出现剧烈疼痛，转而皮下就红肿、化脓、腐烂，求诊过很多大医院，都表示无能为力，因为此病症被确诊为骨结核，当时国内还没有任何抗结核的药物，怎么办呢？只能相信江湖郎中，除了吃中药之外，就在溃烂的伤口上敷上各种莫名的草药甚至香灰，实在疼痛难忍就吸鸦片，父亲就这样躺在病床上痛苦地煎熬了十几年。解放了，他的继父被枪毙了，父亲拖着病躯，杵着拐杖和母亲又回到了老家，由于父亲能写会算，所以就相继在农会和合作社当了会计，后来乡里要创办一所小学，就把父亲安排到小学当了一名老师……。父亲被抓去隔离之后，没隔几天就放出来了，审查结论是；一，父亲虽入杨家，和杨家无血缘关系，也未改姓录入杨家宗谱，因此他和杨XX的父子关系不成立，二，他因身患重症，长期卧床不起，并未接触杨家事务，三，父亲从解放以来，工作表现很出色，政治觉悟很高，不仅能深刻反省自己在杨家的历史问题，还能积极主动的和出身富农的岳父划清界限，所以不能以地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论处，他应是革命团结的对象。
从那天开始，雨过天晴，家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但经历了像过山车一样的动荡之后，父母说话的声音也低了，心情也没有以前开朗了，担忧和恐惧像雾霾一样依然笼罩着他们的心头，那时我虽然年龄小，但我已懂得父母的心事，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家庭，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炉子旁边，我把去南京的事向父母摊牌了，他们默默地看着炉子里的火苗，父亲低声说；“你自己决定吧”，母亲没有说话，眼睛里闪着泪光，这或许就是我最后决定跟随他们踏入风雪征途的根本原因。
学校组织红卫兵串联到南京的筹划，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做了，1966年9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通知，犹如一阵风暴，立刻席卷全国，每天打开收音机和报纸都有关于全国各地红卫兵串联的报道，有的到北京，有的到上海，还有到遵义、韶山和井冈山等。至于我们学校为什么选择去南京？我至今也没弄清楚组织者的用意，《通知》中明确规定，串联期间的车船食宿一律免费，不需要自己掏一分钱，特别困难的，还可以通过申请在所到之地领到补贴，有这样好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北京，到革命的首都，亲眼看看北京天安门，说不定还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呢，可为什么偏偏选择南京呢？而且拒绝乘坐一切交通工具，选择以甩腿走的自虐方式去串联，如果按照今天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衡量，肯定说你脑子进水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傻帽”行为，但在当年恰恰相反，这是感天动地的正能量，这是发扬“长征”精神，磨练革命意志的具体表现。那么问题来了，一群稚气未脱的少年能甩腿走到北京或上海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路途太遥远了，怕走不到一半的路程就全趴下了，剩下来只有选择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城市，打开地图就知道了，南京是大城市，距离我们就80公里多一点，选择去南京既能体现革命意志，又能把控路途风险。今天细想起来，这也许就是当时组织者的真实意图。当时我的年龄决定了我不可能想那么多，记得我是第一个报名的，也是第一个被领队从名单中删除的，领队就是教数学的Z老师，他和父亲是挚友，Z老师年轻气盛，平时上课提问时，他总是用他那双仿佛能透视人心的犀利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你，如果你心不在焉，回答错了，他就毫不犹豫的用手里的粉笔向你砸过去，但在课余时间他却是同学们的玩伴，没有什么架子，经常和同学们在篮球场上，为一球输赢争得面红耳赤。他淘汰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年龄太小，路途遥远，没人能照顾我，万一出了事他担当不起。后来父亲发现我被除名之后的情绪非常低落，整天沉默不语，怕我憋出病来，就带着我去找z老师求情，Z老师说；“你必须保证，途中走不动了，不能要人抱，也不能要人背”，当时我信誓旦旦，说了些表决心之类的话，老师在我软磨硬泡之下，又碍于父亲的面子，就勉强答应了此事。从那天开始，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得难以入眠，天天期盼着出发的日子，幻想着这80多公里的路途会给我带来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无法想象，这对于一个从未出过远门和更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是怎样的一种诱惑……。
没想到老天真不开眼，关键时刻却来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给远行设置了这么大的障碍，也给本来就不同意我参加他们串联的父母找到了阻止的理由。我看着窗外纷纷扬扬飘落的雪花，心里也开始有些犹豫和胆怯，如果真在雪地里走不动了该怎么办呢？Z老师一定会瞪着嗔怒的眼睛，近乎咆哮地指着我；“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装狗熊了吧，你自己爬回去吧！”，我要是现在认怂不去呢？父母高兴，Z老师更高兴，他一定会像卸下一块石头一样如释重负，可是我的面子往哪搁？往后我怎么在同学们面前抬起头来？这不成了同学们说我胆小怕死的笑柄了吗？于是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我赶紧拉开大门，门外z老师扛着红旗带领着所有“长征队”的同学们伫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目光全投向了我，仿佛心里都有一句相同的潜台词；“別怂！胆小鬼，加入我们吧！”，此时，我毫不犹豫地走出门，加入到他们的队伍，迈向风雪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