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周院长亲自将我送到了杭州，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如想象中一样，被人高看一眼。T主任在当晚的谈话中，直截了当说我来得太晚了，因为我一直不来，导致要高升的同志没办法走——我不过是晚来了2天而已，因为周院长要送我，我需要凑周院长的时间。

一转眼三天过去了，我也在鸡飞狗跳中完成了对杭州最初的适应。摸清楚了食堂在哪里、文印在哪里、理发在哪里；知道了这也很秘密，那也很秘密，最要紧的就是保密的事；被迫接受了这也很急、那也很急的设定，每天在办公楼之间奔波，衬衫永远是湿的，简直怀疑我是找了个长跑的工作；住在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地方，清晨要早起赶车，晚上要深夜赶车，在远远看到车开过来的时候就打开扫一扫，上车前扫好健康码，上车后迅速切换成乘车码，熟练地就像我身边那些已经奔波了好多年的杭州人。

昨晚C主任也找我谈话，最主要的内容是可想而知地要给我加压，希望我迅速上手，希望我好用、能干、能吃苦、晚上和周末按时加班。正如所有领导的套路，他先给我画了个饼，说T主任很快就要高升，去基层担任领导职务，某94年的姑娘毕业后就到了JB，工作6年之后，已经在某基层院挂职副院长了。组织把我放在JB，是相信我的能力，别人会对JB的人高看一眼，而我也应当为此自豪。JB的人要自我加压，要有“标准”，丢了“标准”就如同丢了脑袋。C主任的说辞与T主任别无二致，只是语速和语气上的差别。而对以上这些，我在来之前就在心里早有预期。

晚上回家漫长的公交车上，我感到无聊——不是对车程感到无聊，而是感到人生无聊。我现在如同爸爸此前所说的，“站到了队伍里”。我看着这条队伍蜿蜒漫长，没有尽头。人们通过忍受痛苦、牺牲很多乐趣来换取停留在这条队伍之中向前趋步的资格，在某一个节点上，取得了领导职务，此后仍旧是无尽地等待，仍是漫长的队伍，仍是无穷的工作，直到有一天退了休，走到了队伍的尽头，丧失了一生为之奋斗的全部权力，在追忆和不甘中度过余生。这真的是很无聊啊。

然而，这仍旧是最幸运的版本。更加不幸地版本，是因为某件事或者某方面能力的缺陷被剔除出了队伍，只能在机关中浑浑度日，收发文件，像那个内勤一样，抱怨“什么破事儿都找我”。权力从未临幸过，所以也无所谓丧失。只在一日复一日的撞钟点卯中熬到退休。这确实更加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