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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陆陆续续有人从一栋办公大楼里走出来。男男女女穿着不同款式的西装，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互不相识。皮鞋坠落地面的“哒哒哒”声在深夜里回荡，增添了一些幽深的恐惧。肖沫就在其间，和她本人一样呆钝、古板的黑色西装上衣和裤子——人群中只有她这么穿，她也算有机会成为视线的焦点。但，这是凌晨时分，没人在意她，或者说没有人会注意任何人。他们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她像只提线木偶，跟着意念之线摇晃着脑袋向前走。十字路口左拐，冒着烟的烤红薯摊让她停下脚步。隐隐作痛的胃在提醒她还没有吃晚饭。
“老板，红薯怎么卖？”
“五块钱一个。”
“这么贵，别的地都十块钱三个。”
“那是小的，你看我这么大个。”
老板把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拿在手上掂量。她无视老板，注意到烤板上一个小一些的红薯。
“我要小的那个，算我三块钱。”
这玩意也没什么好的，小时候天天吃，烤的、蒸的、拔丝红薯……各种花样，各种做法，她早吃腻了。
老板巡视一眼，拿起旁边比拇指大不了多少的红薯递给她，“三块只能这个。”
她接过付钱转身。突如其来的风将烟雾吹向她，她下意识眯了眯眼，再睁眼时有些恍惚。坚硬的高楼笔直矗立，霓虹闪烁，美得魔幻；城市的地标性塔尖悬挂在半空，影影绰绰、如梦似幻。这是她期待的世界。而她却被裹挟进奔流不息的马路中，只能低着头向前走。刚走几步好像想到什么似的，停下来，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重症监护室在住院部二楼，她找了张椅子坐下，剥开红薯小口小口吃起来。蜜薯甜腻得很，不像小时吃的噎脖，却也无法说清哪个更好一些。刚把红薯皮和塑料袋扔进垃圾桶，手机就响了——母亲的主治医生。
她按了门铃两次，ICU的大门为她敞开。熟练穿上防护服，戴上帽子、口罩、脚套，走进这个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医疗器械的“嘀嘀嘀”声、病患神志不清的吵闹声、护士安抚病患的声音一并向她涌来，每一步都像踩在泡沫板上。
“刚刚血氧又掉了一次……”医生顿了顿，好像在措辞，“我还是那句话，目前她的生命体征都靠呼吸机维持，只要一拔管，她很快就会死亡，所以……你考虑一下，毕竟每天的费用也不少。”
医生眼眶青紫，面无表情，还时不时打着哈欠。他问的是要不要放弃母亲的生命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冷漠得像领导在说“辛苦了”呢。可以理解他已经很久没睡觉，可这本就是他的工作不是吗？每一刻都应该打起精神不是吗？
“我考虑一下。”
肖沫起身，表情和医生一样冷漠。
母亲躺在病床上，嘴巴、鼻子都插着管子，光是看着就觉得难受。旁边的监护仪不断发出“嘀嘀”声，那是母亲活着的证明。活着真好啊！可只有那些冰冷冷的机器能证明母亲活着，又感觉有些悲哀。肖沫摸摸母亲的头，凑到耳边轻声说：“妈妈，很难受吧？妈妈，我们回家好不好？”
她盯着母亲的面庞，哪怕母亲的表情有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她都将坚定地说继续。然而，母亲苍白的面庞里只有依然微皱的眉头。
她走出病房，重症监护室门外的过道里已经快被家属的地铺填满，一张草席，一张薄被。肖沫踮着脚尖，寻找着缝隙，像过河时寻找落脚的石头。每跨一步，都有人抬头张望。暗淡的灯光掩盖不住他们焦灼的脸。也是，快过冬了，哪那么容易睡着。终于能坐到椅子上，向后靠去，墙壁的冰冷渗入脑袋，莫名舒服。迷迷糊糊睡着，直到被冷醒，看了看手机，已经六点，她居然睡了四个多小时。双腿已经麻木，她起身在大厅里活动筋骨。大概七点的时候，她收到一条杨桃的信息——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儿时很好的玩伴，至今已十年未联系。
“还好吗？”
这种信息，不是借钱就是找人帮忙。
“嗯，挺好的。”
“我要结婚了，下个月二十号，你会来的吧？”
也差不多。不对，她突然想起，杨桃不是结过婚吗？
“啊，如果有时间会来的，在哪办呢？”
“上一次没办婚礼，这一次一定要在家里办一场盛大的。”
她倒是很直接，一点也没避讳结过婚的事实。
肖沫只回了一个嗯。
“我俩真是好多年没联系了，想当初我们经常一起去山里捡柴、摘野杨梅吃。你喜欢吃我妈做的拔丝红薯，就经常到我家蹭饭；我喜欢你家的咸菜，所以我经常端个碗就朝你家跑。想想那些时候真是好啊。”
肖沫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她俩是同村，小学和初中都是一个班。就算高中不是一个班，也依然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肖沫野心很大，她的梦想就是走出被山四四方方框住的村庄，去大城市，所以她不敢懈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而杨桃总是丧气，或其实是开朗地说，学习不是她的强项，她不挑，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行。面对这样的杨桃，肖沫总是恨铁不成钢。杨桃却笑眯眯地说，你考清华北大，我就去北京读大专，这样我们又能在一起了。肖沫觉得这样也很好。那时的她们经常坐在村里最高一座山上，数连绵不绝的山。
“跨过那些山就有海了。”
肖沫反驳，“是大城市。有很多高楼，有很多好吃的，比拔丝红薯还要好。大城市一定比农村好。”
“对，到时你当大官可不能忘了我。”
“那是当然。”
杨桃没考上本科，父母觉得读个大专没什么前途。所以，她只能和她当时的男朋友去外地打工。大一那年，杨桃还会给她发信息，吐槽上班制度不合理、工作太累，男朋友还经常惹她生气……肖沫沉浸在梦寐以求的校园里，未来一片光明。她一点都不理解杨桃，只觉得她的生活枯燥无聊。刚开始她还能和杨桃讲讲大学生活，每次杨桃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还有吉他社吗？吉他好学吗？大学还上体育课吗？你们最多可以选修几门课？时间一长，肖沫就觉得烦，开始敷衍她。终于，杨桃不再主动联系她。后来听说她怀孕了，好像听说没到法定年龄，没办婚礼就住进男方家，再后来又听说她在和老公闹离婚。村子不大，杨桃的风还是吹到了千里之外她的耳边。但，肖沫已经一点也不感兴趣了。
中午探视的时候，母亲依然如此。肖沫又被叫到医生办公室。她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女医生。她给肖沫倒了杯水，“详细的主治医生都跟你说过，虽然很抱歉，但还是想问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她语气温和，甚至多了些人文关怀，可肖沫还是感觉像是想让母亲尽快出院回家，医院好收更多病人创收。
“我们回家。”
肖沫语气僵硬，很明显在赌气。
“想清楚了吗？要不要再和家人商量商量？”
“我没有家人。”
下意识脱口而出，一是她认为这事只能自己做决定，和谁商量也没用；二是母亲刚送到县医院被医生告知病情后，舅舅就坚决不治要带母亲回家，这让她很不爽。她能不依靠别人，解决所有问题。
女医生没说什么，转身坐到电脑前，“那就签个字吧。”
打印机的呲呲声在啃食她的头部神经，太阳穴嘟嘟跳个不停。
“就签在这就行。”
女医生指着纸张空白的地方，密密麻麻的字，肖沫只看到“放弃”两字。握着笔的双手在颤抖，笔尖落到纸上迟迟无法挪动。就这样了吗？就这样轻易放弃母亲的生命？结束这么容易的吗？是在乎钱吗？ICU住一天一万多，住一个星期，工作七八年攒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真的可以为了母亲不顾一切吗？花掉一切积蓄等一个奇迹值得吗？她居然在钱和母亲的生命之间衡量。真他妈不是东西。
“对不起，医生，我再考虑一下。”
她几乎是踉跄着走出ICU。颤抖着点开手机，寻找着联系人。两千多个联系人，一个个往下翻，同事、客户和寥寥无几的亲戚朋友。模模糊糊间，还是锁定了舅舅的号码。几乎是同时，杨桃的电话进来了。
“我刚听我妈说了婶婶的事……好点了吗？”
“好不了了，已经住ICU一周了。”
肖沫压低语气，尽量平静地讲一个残酷的事实。
对方沉默了。
“听我妈说从家里出来时就已经昏迷了，是你坚持，婶婶才又撑了这么久。生死有命，你也尽力了。”
她仍然只回复简单的一个“嗯”。
第二天，她签下拔管知情同意书。好像只是一瞬间，监护仪上的线就拉直了。终于，母亲平静地走了。没有什么能证明母亲活着。
办理死亡证明，联系殡仪馆，给母亲选一个她可能会喜欢的黑色木质骨灰盒。然后把骨灰盒放进背包，带母亲回家。杨桃说，回来吧，婶婶一定想回家。
家，家在哪里？
她突然迷茫了。
转两次火车，再乘坐两个小时中巴车就到达小镇。一下车就看到杨桃。她长胖了，脸圆圆的，肚子也圆圆的。眼角多了几道皱纹，不变的是笑眯眯的眼睛和嘴角两边好像永远乐观的酒窝。
“累了吧？”
“还行。”
肖沫努力想挤出笑容，可脸部肌肉已经僵硬。
“上车吧。”
一辆黑色落满灰尘的皮卡车。回家的路很颠簸，她用力抱住骨灰盒，生怕甩出车窗外。
“葬礼的事宜都安排得差不多，灵堂也支起来了。村长找人算过，后天下葬。至于宴席，村长也找人置办了，你不用担心。到时你找村长结账就行。”
这一路翻山越岭，她恍恍惚惚，完全忘记问一问葬礼应该准备些什么。
“谢谢你们。”
家里很热闹，大概全村的人都来了。他们在家里支起炉灶，炒菜、做饭，打牌、唠嗑，一时之间她觉得不像自己的家。父亲去世后，家里就母亲和她两人，每次回家她都感觉很冷清。
他们的目光迎上来。她不确定地喊大伯，他说该喊三叔；她喊三婶，对方说是五婶……她基本一年回一次，回家也待在家里不出门。这么多年过去，大人老了，小孩长大了，距离远了，心好像也越来越钝了。
按照习俗，灵堂设置在堂屋，母亲大大的遗照放置灵堂中央，被白色花圈簇拥着。她想这遗照一定是舅舅置办的。舅舅将她手中的骨灰盒放入灵堂，让她跪拜、上香，还叮嘱她香不能燃尽。她坐在灵堂前，反反复复磕头、上香，也接受着亲戚邻居的安慰：“妹啊，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
“你难过妈妈也不能安息，日子还是要向前的。”
“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太自责，这是你妈妈的命。”
……
她们说着最普通的安慰话，她却感到了安心。
下葬那天，天气不错，不冷不热，很符合村子里的气候情况。父亲和母亲的碑并列一排，他们圆满了，她却留在这个孤独的世界。她没有哭，甚至好像没有什么过多的情绪。只是好像终于明白，她从这里生长出来，也许以后的碑也会竖在这里。所谓落叶归根。家，或许就在这里。
葬礼后连续一周都有人陪着她。她们在客厅打了一个大通铺，所有人都睡在这里。她们讲这些年村里谁结婚了，谁又离婚了；谁和谁搞婚外情，老公知道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是个懦夫。讲个荤段子“咯咯咯”笑个不停。肖沫听着也跟着笑。她终于有机会弄清楚三婶、四嬢、瑶妹……原来身体与身体触碰如此温暖，呼噜声也可以是很好的催眠曲。
第十天，大通铺上只有杨桃和肖沫。关上灯，房间黑黢黢的，俩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不知不觉就讲到彼此的生活。杨桃六年前离婚，那时儿子五岁。她说，实在无法忍受了。前夫整天赌博，她一个人照顾孩子，打工养家。离婚没有那么容易，前夫不想放弃这张免费饭票，他们闹上法庭，三次开庭，历经一年半才离婚。没要到儿子的抚养权她很遗憾，但人生那么长，她说不能一直生活在淤泥里。
“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未婚先孕，像犯了多大错似的一直让步。要是知道不管结不结婚都要一个人养孩子，干嘛还结婚受这份气，而且儿子还是我一个人的。”
“谁又能想到以后的日子呢。”
“是啊，说说你吧。”
“我啊，”肖沫一时语塞了，“大学毕业后凭借还不错的学历进入还不错的公司，然后就一直上班、下班，平平淡淡谈了几次恋爱，结不了婚，可以随时分手那种。”
“我倒想像你一样，不结婚一个人自由自在。”
“但你还是选择结婚了。”
“是啊，”杨桃沉默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那些伤已经好了吧，就觉得他还不错，对我很好，他做工程，我就卖我的包子。我俩应该能把日子过好。”
“这说明你很勇敢。当初生下孩子很勇敢，离婚很勇敢，再结婚也很勇敢。我一直努力学习，工作也不敢懈怠就是因为懦弱。心里总是鼓着一股劲，一定要证明读了那么多书能做出些什么。我怕自己被甩出去，被笑话。所以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甚至不敢谈一段深刻的恋爱。这次回家才发现，我好像越来越没有作为人的气息。也许，我并没有去往更大的世界，而是把路越走越窄了。”
杨桃很久没说话，或许已经睡着了。肖沫翻个身，背对着她。
“我明天要走了，我已经请假十天，再不回去可能就真的回不去了。你也知道我妈刚去世，守孝期间我是不能参加婚礼的。”
她仍然没说话。
次日，肖沫醒来的时候杨桃已经走了。
她走出房间，家里空空荡荡，孤独感就这样不知不觉爬上了身体。这些天她被亲戚惯坏了，每天都有人来给她送饭、陪她说话，一下子回到原来的生活，她真的害怕自己适应不了。
她煮一个人的饭，热了剩菜，刚准备吃饭，三婶就提着大包小包来了。
“听说你要走，这里有些咸菜、腊肠还有土豆，你带走。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你别嫌弃。”
“不会，谢谢三婶。”
“到了记得报平安，想开点，好好工作，有时间就回来。我和你妈妈一起生活二十多年，已经是亲人了。你妈真是命苦，也没能享几年福就走了。”
说着还抹起了眼泪。
肖沫上前安慰她，帮她擦掉眼泪，“我一定经常回来。”
坐在中巴车上，车窗叩响，抬起头，是杨桃。
“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我给你发信息了。”
“我们这关系起码得当面说一声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守孝期间是不能串门的。”
“我们之间哪用讲究这么多，就算过几年我又离婚也不会赖你。”
“我知道，但我希望你幸福。”
“你这大学生会信这些？”
“人有时候也需要些信仰。”
她哈哈笑起来，“你说话我真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喏，这是你最爱吃的拔丝红薯。我今天一早做的，做了这么多年，应该跟我妈做得差不多了。在外如果想吃了我可以把配方发给你。”
肖沫看着透明饭盒里装着的一块块焦黄色红薯，心里涌上一些说不出的东西。
“谢谢。”
“别总说这么客气的话，走吧，到了记得联系。”
发车了。肖沫将头伸出窗外，杨桃一直站在那里向她挥手。以前那里站的是母亲。视线一下子就被眼泪模糊了。车子颠簸着向前，杨桃越来越远，家乡的河越来越远……她打开饭盒，拿出一块放进嘴里，红薯甜滋滋地流进心里，眼泪终于似开闸的洪水奔涌而出。原来她一直喜欢吃甜的。
